在國家隊主教練的“老虎凳”上“受難”了862天之后，朱廣滬終于解脫了。其實，國家隊主教練絕對不是什么好職業，天堂與地獄往往就在一線之間，即使曾經上了天堂，瞬間又可能被打入地獄。

　　中國足球屢敗屢戰，主教練因戰敗下課者早已是“白骨累累”。不過，與以往輿論萬炮齊轟主帥的情形相比，這次國家隊潰敗亞洲杯，輿論的炮口已經不只瞄準朱廣滬一人，而是直指中國足協高層，要向“掌門人”謝亞龍問責。昨天，新華社就罕有地發表言辭激烈的評論《中國足球行政官員應實行問責制》，向中國足協高層叫板。謝亞龍也早有所料，中烏賽后他“大義凜然”地當眾吟誦了抗日名將吉鴻昌臨刑前寫下的一首氣貫長虹的就義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

　　然而，無論是謝亞龍，還是朱廣滬，他們其實都是中國特有的“政治足球”的犧牲品，因為他們背負的絕對不僅僅是足球。中國足球一直是中國體育的一塊心病，因此中國足球也無可避免地越來越政治化，從王俊生到閻世鐸，再到謝亞龍，職業足球其實已經演變成了政治足球。作為世界第一運動的足球運動有著自身的運動規律，如果違反了這種規律，必然遭受懲罰。

　　其實，中國足球經過幾十年血的教訓后，基本上已經有了一個共識，就是在當前的大小環境作用下，中國本土教練并不適合擔任國家隊主教練。可惜，對于這一認識，由于政治足球的原因，中國足協一直不能自已，左右搖擺，結果付出慘重代價。當年徐根寶率領的國奧隊兵敗吉隆坡后，中國足協痛定思痛，毅然聘請施拉普納，但鑒于“成績掛帥”，國家隊外教化的道路幾經反復。戚務生、霍頓、米盧、哈恩、朱廣滬，土洋主帥之爭真是“山重水復疑無路”。

　　放眼亞洲足壇，經過多年的摸索，幾乎所有的亞洲強隊都開始堅定走外教道路，上屆亞洲杯參賽16隊，就有多達11隊聘請的是洋帥，最后4強球隊的主帥全部都是外教；無巧不成書的是，本屆亞洲杯也有11名洋帥。當然，經過多年的得失經驗，對于“洋務運動”，無論是亞洲足球還是中國足球，都已經獲得了更多經驗，聘請成功的外教也需要許多條件和環境的配合。

　　當年就是因為一位領導否決了中國足協繼續聘請洋帥的方案，朱廣滬才“不幸”地成為了國家隊主教練。“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一個錯誤的決定，不僅使謝亞龍和朱廣滬成為了政治足球的犧牲品，也導致中國足球白白浪費了兩年半的寶貴時光，更重要的是，剛剛復蘇的中國足球，再次遭受到了“滅頂之災”。(陳偉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