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一樣從好萊塢回來的李安導演最近接受采訪時說，內地的一些工作方式，例如道具的準備，都達不到他理想的效果，他苦惱，你有這方面的苦惱嗎？

　　吳宇森：小的苦惱會有，但整體上沒有大的苦惱。我理解李安的苦惱，在好萊塢，既有好的技術，也有好的制度，能把最優秀的人才恰當地融合在一起，有充分的發揮。但在我看來，國內很多電影工作者的創意很好，隨機應變的能力很強。還有一點，《赤壁》這個戲我們有充分的準備時間，用了差不多一年時間在規劃、設計，美術、道具、場景上，花了很多時間很多錢，所以我遇到的困難大多數是外景地的天氣突變，或者選角這些方面的。

　　其實內地這邊有非常好的人才，只是沒有一個比較好的工作制度。好萊塢的一些制度值得我們學習，比如說，現在大家的工作精神是很好的，但工作時間不能太長，體力不好，精神也會受影響。這些方面我在慢慢地引導大家。

　　南都：現在中國的大片總說要做成“國際化電影”，你覺得一部好的國際化的電影是怎樣的？

　　吳宇森：首先要讓各個國家的觀眾都感興趣，還要領會得到。我們雖然拍的是三國的故事，但外國觀眾不懂得我們中國的歷史和那些人物的來龍去脈，所以怎樣會讓兩邊(注：東西方)的觀眾都滿意，編劇上就得有技巧。我會沿用我一直都強調的人文精神這個原則來做劇本。

　　這十幾年我在好萊塢拍戲，體會外國觀眾其實和我們很多中國人想像的是不一樣的，他們不一定是看中國片只看動作，雖然中國內地有好幾部大片在美國都很受歡迎，但你看李安的《臥虎藏龍》，其實有很豐富的人文精神在里面。

　　我給你講個例子。我拍《變臉》(注：吳宇森在好萊塢票房和口碑最成功的一部電影，約翰•屈伏塔和尼古拉斯•凱奇主演)時，本來拿給我的劇本是一個發生在未來的科幻片，后來我把科幻情節全刪了，改成一個現代故事，注重人性，注重家庭倫理，等于將一個動作片拍成了一個刻畫人性的電影。但一開始好萊塢的片方就不同意，他們覺得動作片就是純動作片，不要有文藝片的成分，但我堅持做一個大膽的嘗試，我跟他們說，你們請我來拍片，是因為喜歡看我的電影，那就讓我按自己的理念去嘗試。

　　拍到最后發生了一件事。影片結尾，我準備拍完兩個人的打戲后，尼古拉斯•凱奇把約翰•屈伏塔的小孩帶回家了，但監制不建議我這樣拍，說男主角回來就好了，不要帶個小孩。我說這個小孩需要人照顧，雖然是敵人，也應該帶他回家。監制說西方觀眾不會接受，但我堅持要拍。他說我們兩人來自不同的文化，觀念不同，還是不給我拍。片子拍完后，我們做了一次試映(在好萊塢影片正式上映前，有做小范圍試映的慣例，借以了解觀眾的大致看法)，結局是沒有帶小孩回家的。結果回收的觀眾問卷調查里，超過60%的觀眾都在問那個小孩后來怎樣了，制片公司的人馬上開車來找我，跟我當面道歉，說導演請你明天再補拍一段戲，讓凱奇把小孩帶回家吧。我重新開機補拍了一段，再做觀眾試映時，觀眾給的分就從60多分變成了90多分。一個鏡頭改變一個片子這么大，聽起來像故事一樣，但其實是我的真身經歷。所以作為一個國際化的電影，最主要的是要有人性共通的地方。

　　南都：三國的故事有很多頭緒和人物，電影雖然分上下兩集，但還是面臨取舍的問題吧？你的劇本以什么樣的原則來取舍？

　　吳宇森：牽涉到的每個人物不能是空的，要盡量給他真實感，又不是演義里面那么英雄化、神化。還有，我會給英雄一個家，他們都是從生活里面出來的，除了周瑜、諸葛亮，也要有小喬、孫尚香。我希望讓觀眾看到周瑜、諸葛亮后，覺得和自己的距離不遠。除了男性的“雄”，我還希望帶出一層“柔”來。這是我的出發點。我還希望《赤壁》是一個奮斗的故事，像奧運精神這樣的奮斗故事。我不是在拍一個沉重的歷史，希望能夠講中國人的胸襟，大家看了之后能感覺到一種力量。但我現在也不能夠講太多，如果拍出來不是那么回事，大家會笑我。

　　南都：語言上怎么辦？臺灣國語、香港國語、內地普通話都有。

　　吳宇森：都講普通話。大家盡量統一。我叫老師來指導，演員之間也互相幫忙，糾正一下語音。現在看來大家表現得還不錯。

　　南都：好像最近拍了好多趙薇的戲，她的表現如何？

　　吳宇森：非常好，有感情。趙薇是一個拼命的演員，能上馬、能打，我覺得她身上有一種男子氣，英氣。演技也很好，有活力，把角色豐富了很多。

　　今年《天堂口》和當年的《喋血街頭》——我的童年就是一出《喋血街頭》，《天堂口》就是翻拍自這部電影

　　南都：聽說陳奕利導演拍《天堂口》，創作沖動來源于你給他講的自己小時候的故事，是怎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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