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追星青年楊麗娟以及她父親的遭遇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楊麗娟追星13年,不僅賠上了她本人的青春年華,賠上了家庭的全部財產,也賠上了父親的性命。然而時至今日,楊麗娟的追星夢仍然未醒,她“為了完成父親的遺愿”,堅持要與劉德華單獨見面,并要求劉德華祭拜她死去的父親。

　　在人們為追星帶來的負面影響扼腕嘆息并陷入思考的同時,記者采訪了幾位學者,他們以這個事件為例,分析了釀成這些后果的社會原因和家庭原因。

　　社會浮躁助長追星行為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孫云曉認為,楊麗娟的追星情結在一個病態的家庭中愈演愈烈,而這種病態決不是孤立于社會而產生的,正是社會的浮躁心態導致了這個家庭的病態。例如媒體對明星的大肆渲染,演繹出明星的神圣光環,嚴重誤導了青少年的價值取向,使他們想入非非,未能樹立起腳踏實地的目標。他認為,媒體可以報道明星,但是應該廣泛報道各行各業事業有成的“明星”,更多關注明星的高尚人格,關注他們所創造的社會價值而非私生活。

　　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認為,類似楊麗娟這種迷戀某個明星的現象,古今中外都有先例,但是在今天這個視覺文化高度發達的時代,青少年追星的現象更加普遍,楊麗娟和她家庭的行為又是比較極端的個案。現在確實有“信仰缺失、心靈空虛”的現象,應該引起全社會的反思。張頤武說,即使出現了楊麗娟事件,媒體也應該以“平常心”來采訪和報道,合宜、得體,擺正公眾對社會重大事件知情權與當事者個人隱私之間的關系,從而給當事人以今后生活的便利;如果社會能抱著“平常心”看待這件事,或許能為楊家母女重新開始生活營造一個較好的環境,從而實現更為正常、正確的“關注”。

　　心理救助機制亟須建立

　　對于公眾關于楊麗娟應該接受心理輔導的看法,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專家鄧希泉表示:對她的心理輔導曾有專業人士嘗試過,但由于她本人和她父母的不配合,她的家庭又整個卷入了這場事件,對她的心理輔導就需要很深的介入性,因此未能實現,即使目前事情發生了突變,父親自殺,生活無著,在這種情況下,假如有適當的引導,或許她的心理狀況不至于一直惡化下去。

　　張頤武認為,社會機構應該給予楊家母女以適當的救助,不僅僅是從生活上,也要從心理上給予關愛,最好是能夠為她們找到工作或是培訓的機會,讓她們重新開始正常的生活。

　　鄧希泉介紹說,一些國家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心理救助機制,他們會在事件一開始如楊麗娟因追星輟學時,就采取緊急干預、心理輔導等行動,我們國家也應該盡快建立類似機構,出臺一些這樣的應急預案。近年來我國的志愿者機構更多關注的是鰥寡孤獨等困難群體,由于心理輔導的專業性強,我國專業心理咨詢人員相對稀缺,所以這方面的救助工作開展起來有一定難度,但正因如此,相關部門應對心理救助機制的缺失給予更多重視。

　　家庭、學校、社會各負其責

　　研究了多年教育的孫云曉痛心地說,楊麗娟已是一個28歲的青年,可她的心態不健全得像一個孩子,而她的心理問題的背后,又是一個病態的家庭和浮躁的社會,種種因素最終導致了這出悲劇。在她剛開始追星時,父親還持反對態度,但是,隨著父母的一步步妥協、一步步放縱,楊麗娟的行為變得越來越不理智,父母對她的無條件滿足,使得她在成長的過程中,沒有得到正確的引導,以至于不知起碼的社會規則,偏執極端,只想滿足自己的愿望而不顧及別人的感受。

　　孫云曉認為,楊麗娟事件還暴露出當前學校教育中的問題,即關注學習成績遠遠多于心理健康。中學階段是最容易迷戀偶像的時期,學校應引導青少年正確對待,以理性的態度選擇人生榜樣,而這方面學校做得太少。此外,社會也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在有些國家,當遇到類似事件之后,會有相關的心理咨詢師為當事人做心理輔導,而我們在譴責楊家的同時,卻忘記了他們本身也需要心理上的疏導與救助,絕非僅僅是譏諷與嘲笑。

　　孫云曉強調,其實楊麗娟事件并非孤立現象,已經有很多青少年和他們的家庭不同程度地發生了類似事情,只是還沒有這么嚴重。因此,家庭、學校、社會三方面應該攜起手來,全面改善當前的心理教育狀況,各負其責,不要讓楊麗娟事件再次發生。(單三婭 焦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