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最后幾年的“秘密任務”:為毛澤東錄傳統戲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我為毛澤東錄傳統戲

　　對于傳統戲曲的渴求，最先從中南海隱秘地破土而出。三十多年前，在江青的領導下，孫以森做了一件最不“革命”的事情——錄制傳統戲曲。以至于他將那兩年里幾乎所有的匯報文件和會議記錄偷偷攢下來，如若有一天成為“被革命”的對象，也許還能說個明白

　　孫以森(口述) 本文采寫/楊敏

　　1966年文革開始后，傳統戲曲作為“毒草”遭到批判。在此后將近十年里，由江青親自審定的八個革命樣板戲獨占戲曲舞臺，經電影、電視、廣播反復強制性播放，后有“八億人民八個戲”之說。但在文革最后的幾年里，由江青親自領導，文化部牽頭專門為中南海錄制了一批傳統戲曲。這批傳統戲曲的錄音部分，最后歸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的錄音資料庫，其中一些錄音在后來也曾陸續播放，少數錄音在客觀上成為較珍貴的錄音史料。

　　文革一開始還有電視節目，大約半年之后，電視就停播了。所以那個年代就只有廣播，廣播里又只有樣板戲。我當時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戲曲組當編輯，后來當副組長，雖是“革命”期間，但工作還是很忙的。

　　我是安徽壽縣人，1960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后，留校在中文系工作。兩年后調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工作。文藝部戲曲組缺人，于是我就去了戲曲組。

　　秘密的任務

　　大概是1975年初，電臺文藝部的領導通知我去參加中央廣播事業局的一個錄音組。錄音組由廣播事業局直接領導，全稱是“送審錄音組”。據我所知，工作就是翻錄傳統戲曲、曲藝錄音或者錄制傳統戲曲，然后交給文化部往上送，或者由電視臺配上表演錄像往上送。

　　我對文藝部領導說，我不知道去那兒做什么，不想去。領導說，是局里指定的，不許討價還價，馬上就去。就這樣，第二天我就去廣播局“送審錄音組”上班了。

　　當時，傳統戲曲早已作為“四舊”的典型代表被打倒，相當一批戲曲演員已經下放農村勞動，誰也不敢再演傳統戲。所以我們翻錄、轉錄傳統戲曲是保密的。錄音組的人員、設備雖是廣播局的，但由文化部直接指揮，參與錄音錄像的演員，也由文化部調配，錄了什么不能對外講。

　　有一次，京劇演員李宗義錄《斬黃袍》，剪接完成后十分高興。他去走廊里給家里撥了一個電話，并且特意把門打開，讓家里人聽聽他的新錄音。這是一個很新鮮的事兒啊，傳統戲根本不讓唱了，我現在還在這兒錄音呢！哪知道，這件事被文化部錄音錄像組的一位仁兄發現了，李宗義挨了一頓批。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有個戲迷，叫汪永興。電視臺在廣播劇場錄像，外人是不許進去的。他不知怎么偷偷鉆進去了，過了一把戲癮，回來以后還作了檢查。

　　困惑的任務

　　當時大家的確也有這樣那樣的顧慮：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戲就不許演、不許唱了，到底為什么還要我們錄制這批傳統戲曲？這個問題，一直到最后，上面也沒給出真正的原因。但實際上電臺、電視臺的人，心里還是有數的。通過各種渠道，大家都知道這些戲是送給毛主席的，是為他養病錄制的。在那個時代，領袖養病是絕對機密，所以文件上給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保存一批資料，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推陳出新、古為今用。但是(從)翻錄和錄制的東西可以看出，談不上什么繼承文化遺產。

　　比如京劇，它的劇目很豐富，成熟的、值得繼承和研究的流派和演員也很多。但在整個錄音錄像過程中，梅、程、荀、尚的代表性劇目錄得不多；譚、余、言、高、馬、楊、奚幾大老生流派的戲也很少錄制。

　　我當時很奇怪：京劇老生流派很多，健在的演員不少，為什么一個勁兒盯著錄高派呢？后來有人告訴我，毛主席喜歡高派戲。

　　比如《鳳還巢》，當時健在的梅派傳人很多，會這出戲的人也很多。但是奉命錄制《鳳還巢》的卻是《杜鵑山》的主演楊春霞。楊春霞現代戲演得不錯，昆曲唱得還可以，扮相也漂亮，但《鳳還巢》不是她的拿手戲。再加上那些年楊春霞的精力完全投入了《杜鵑山》，要她立即進棚錄制這么一出梅派經典，給她出了個很大的難題。文化部錄音錄像組特意把張君秋請來把關，實際上是邊教邊錄，最后總算完成了任務。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覺得楊春霞扮相漂亮，《杜鵑山》里的柯湘演得好，她自己喜歡這個演員。也有人說，是因為毛主席想看看楊春霞的傳統戲。究竟如何，已不可考。

　　《梅龍鎮》這出戲的大意是：皇帝微服出游，跟一個開酒館的女子調情，后來把這個女子封為妃子。文革前此戲已不讓演出，但上面要我們錄這個戲，并且明確指定李鳳姐由李世濟扮演，正德皇帝則讓張學津扮演。張學津是張君秋的長子，馬連良的徒弟。馬派演員怎么唱言派呢？學啊！這樣一來害苦了張學津。據說那一階段，他走到哪里都帶著錄音聽，最后總算是學下來了。唱腔算是有了一些“言”味，但念白不是言派的味道。有人說，毛主席很喜歡這出戲，覺得很好玩；也有人說，這是江青點的名。這顯然也不是要繼承傳統。

　　在翻錄“京韻大鼓”時我們遇到了一個難題：據傳達，“首長”的指示是：“把全部唱詞印大字送我。”這位“首長”顯然不是別人——當時，毛主席的眼睛不好嘛。劉寶全和小彩舞的京韻大鼓，此前也沒人記過唱詞，只能對著錄音一字一句地記錄，但唱詞還有十多個字聽不出來。怎么辦呢，一位聰明人提議把演唱者小彩舞從天津請來。哪知道小彩舞聽了很多遍，也說不出究竟是哪個字！因為老師教她時都是“口傳心授”，沒有見過唱詞。后來大約是由戲曲研究院的秀才們“聽聲猜字”，按照上下文的意思，大概蒙了幾個字就送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