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和郭沫若“糾纏”了一生的歷史人物，那就是兩千多年來被人們說來說去卻總也說不明白的秦始皇。正是這個秦始皇，像鏡子一樣折射出郭沫若早年與晚年之間的巨大變化。

　　四十年代：大罵秦始皇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郭沫若在重慶。當時，蔣介石一面制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一面加緊鎮壓國統區的民主運動，露出了法西斯專制的猙獰面目。“愛國同胞不斷被無聲手槍打死，民主報刊不斷被無聲手諭查禁。”(唐弢《回憶·書簡·散記》)郭沫若、陽翰笙、夏衍等人的160余種劇本均被列入“取締劇本一覽表”，不準出版，不準演出。郭沫若的行動也受到特務的監視。他曾經說：“在重慶幾年，完全是生活在龐大的集中營里，足不能出青木關一步。”(陽翰笙《郭沫若在重慶·序》)

　　但是，郭沫若沒有屈服，他在《新華日報》上撰文疾呼：“連話都不讓老百姓說，那是很危險的事。”還對友人說：“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文禁愈嚴，總是滅亡之期愈近。”(潘孑農《〈屈原〉的演出及其他》)密布的文網，促使郭沫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秦始皇。他寫出《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收入《十批判書》。

　　不愧為歷史學家，郭沫若一出手便扼住了專制帝王的命門。他以呂不韋和秦始皇的對立，揭示了民本主義和專制獨裁的水火不容：“呂氏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而秦始皇則是：天下，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之天下也。他要一世至萬世為君，使中國永遠是嬴姓的中國。”(《十批判書》，以下引文同)把天下視為一己之私，“不讓任何人有說話的余地”，這就是秦始皇的統治術。“他的鉗民之口，比他的前輩周厲王不知道還要厲害多少倍。”周厲王時還能道路以目，而秦始皇則斬盡殺絕，連目也沒有了。此時，郭沫若的批判矛頭直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對于“普天之下大燒其書”，郭沫若說：

　　這無論怎么說也不能不視為中國文化史上的浩劫。書籍被燒殘，其實還在其次，春秋末葉以來，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種精神，事實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

　　對于坑殺儒生(據考是兩次，一次殺了七百，一次殺了四百六十多)，郭沫若更是憤慨異常：

　　呂氏門下的那批學者，可能是完全被消滅了。然而……人可以誅滅，真理總是燒不絕的。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人都知道，郭沫若所批的秦始皇，就是蔣介石。面對蔣介石的屠刀，“郭沫若高呼：書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盡的，秦始皇是快死的。從左閭里已經有篝火起來了”(前引唐弢文)。他甚至讓戲里的主人公高漸離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謀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這個暴君，除掉你這個魔鬼，除掉你這個……”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重慶，這是何等的英勇無畏！

　　在寫作《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的過程中，還有個小插曲。有個叫程憬的人，在中央大學《社會科學季刊》上發表了一篇《秦代政治之研究》，歌頌嬴政，意在拍蔣介石馬屁。郭沫若讀了程文，怒火中燒，一口氣完成了四萬多字的批判文章，那氣勢真如“長江大河，飛沙走石”。當年意氣風發的郭沫若，恐怕做夢都沒想到，自己后來也走上了程憬的路。歷史跟他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1948年11月，郭沫若應黨中央邀請，從香港到解放區來共商開國大業。12月6日，他和翦伯贊等一行三十余人，安抵東北解放區首府沈陽。按捺不住喜悅之情的郭沫若，高聲朗誦道：

　　于今北國成靈瑣，從此中華絕帝王。

　　他真誠地以為，秦始皇的時代從此一去不復返了。

　　五六十年代：艱難的轉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