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3日電 題：如何理解“安全的發展、發展的安全”這一人權實踐理念？

　　——專訪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翟崑

　　中新社記者 朱方芳

　　2025年末，中國人權研究會組織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交流團訪問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與當地相關機構共同主辦“人權與發展”“數字時代的人權保障”研討會。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翟崑作為與會成員，與東盟國家學者共同探討人權發展理念和實踐路徑，并就“安全的發展、發展的安全”這一人權實踐理念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中國與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在人權保障的理念和實現路徑上有何異同？

　　翟崑：中國、印尼和馬來西亞在人權保障上既有來自全球南方國家的相似理念，也在具體方式方法上存在差異。理念上，三國都傾向于從發展與安全兩個維度理解人權，強調民生改善、減貧、教育、醫療等發展性權利，把社會穩定秩序與公共安全視為人權得以實現的前提，反對將人權問題高度政治化和工具化，這是共同點。

　　差異在于制度化路徑與政治權利的展開方式：中國以國家主導的方式推進“以人為本的發展”，在脫貧攻堅、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方面形成較強的動員能力；印尼與馬來西亞則在制度設計上引入更明確的人權治理機制，兩國均成立了國家人權委員會，承擔監督、調查、教育與政策建議等功能。中國更多通過聯合國與雙、多邊合作闡釋自身人權理念；印尼、馬來西亞則均參與東盟人權機制，開展相關事務的區域合作，受到《東盟人權宣言》與東盟政府間人權委員會制度框架影響。

　　總體而言，三國都把“安全的發展、發展的安全”視為人權實踐核心，但在實現方式上有所不同，共同構成了全球南方國家探索多樣化人權保障道路的典型樣本。

　　中新社記者：中國與大部分東盟國家都屬發展中國家，您認為，中國所提出的“堅持以生存權、發展權為首要的基本人權”，對發展中國家有何現實意義？

　　翟崑：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判斷。中國、東南亞乃至廣大全球南方國家，長期面臨貧困、基礎設施不足與社會不平等等民眾急難愁盼問題。這種情形下，人權從“能否活下去、活得體面”開始。如果這些最基礎的條件都無法保障，“人權”就很容易停留在紙面。

　　這一主張是對《發展權利宣言》確立的“發展權利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這一理念的現實回應。對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這有助于在資源有限、矛盾突出的情境中明確優先順序，把資源優先用到保障生存和發展的底線上來。

　　中國和東盟國家在長期合作中形成的一個共識是：發展與安全是相互支撐的。發展能夠減少不安全因素，而穩定的環境又為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這種“以發展促安全、以安全保發展”的治理邏輯，構成了中國與東盟在推進區域合作、參與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共同語言。

　　中新社記者：在數字時代，中國與東盟國家在人權保障上面臨哪些共同的挑戰和機遇？

　　翟崑：共同的挑戰可歸結為：新的技術環境正在改變人們“獲得權利的能力”和“權利受到侵害的方式”。具體有四方面：

　　一是數字鴻溝導致發展權不均等。網絡信號覆蓋、設備負擔能力和數字素養差異，可能使部分群體難以平等獲取教育、就業、醫療服務和社會保障等信息，影響其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能力。

　　二是虛假信息與網絡操縱破壞社會安全秩序。虛假謠言、宗教煽動、族群對立內容很可能擾亂公共秩序。

　　三是個人信息泄露與網絡詐騙侵害民眾的財產與人身安全。數據濫用、跨境電信詐騙在東南亞地區頻發，數字時代的隱私權更易遭侵犯。

　　四是算法偏見造成新的不公平，影響平等權與勞動權。算法可能在招聘、信貸等數字平臺中形成結構性歧視，影響弱勢群體獲得“平等機會”的權利。

　　共同挑戰也意味著中國與東盟在數字人權保障上存在廣泛合作空間。一是以數字基礎設施合作提升發展的可及性。中國可與東盟共同推進“數字絲綢之路”與人工智能賦能的普惠計劃，在網絡基礎設施、數據中心、5G等領域擴大投入，使邊遠地區民眾獲得更均等的發展機會。二是推廣數字公共服務提升社會保障覆蓋面。中國可與東盟合作探索電子政務、數字醫保、線上社會救助等業務項目開發，讓弱勢群體更容易獲得公共服務。三是加強數字安全合作能更有效保護個人權利。中國可與東盟在打擊網絡犯罪、治理虛假信息、保護個人數據方面加強協作，降低個人受害風險。

　　中新社記者：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持續制定和實施四期國家人權行動計劃的主要大國。在全球人權治理中，中國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

　　翟崑：中國在全球人權治理中，既是參與者、貢獻者，也是理念與制度創新的提出者。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全球治理機制，在制度框架內提出倡議、提交決議，推動以發展促人權的國際合作，也通過北京人權論壇、南南人權論壇、全球人權治理高端論壇等平臺，推動發展中國家就人權議題形成更具主體性的集體表達。

　　“中國人權治理方案”的一個重要意義，在于提供了一種不同于西方自由主義范式的公共產品。它強調：人權應置于國家現代化與社會整體轉型的大框架之中，重視結構性減貧、公共服務體系、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秩序穩定對人權的基礎性意義；同時，反對以人權為名搞地緣政治對抗和制度輸出。中國試圖證明：在堅持聯合國框架下人權基本原則與共識的前提下，不同國家、民族、文明可以探索各具特色的人權實現方式，從而讓全球人權治理從單一話語中心走向多元共存互鑒。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中央周邊工作會議提出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亞洲價值觀蘊含何種人權理念？對人權文明的未來意味著什么？

　　翟崑：從區域國別學的視角來看，“亞洲價值觀”是對包括東南亞地區在內廣大亞洲國家長期治理實踐和區域合作經驗的概括性總結。和平對應的是免于沖突和暴力的生存安全；合作與開放強調通過區域協作改善民生條件、擴大發展機會；包容強調尊重制度差異與社會文化多樣性，反對戴著“有色眼鏡”評判他國人權狀況。

　　未來，“亞洲價值觀”可能成為中國周邊乃至全球南方國家在人權保障上的一項公共產品。它提供了一條更貼近發展中國家經濟階段和治理條件的路徑，將人權理解為通過發展改善生活、通過安全降低脆弱性的實踐過程。中國和東盟完全可以將“民眾過上更好生活”作為目標，把發展與安全落實到具體政策和合作舉措中，推動亞洲價值觀成為區域人權保障的重要價值導向，形塑人類文明新形態，最終實現“人的解放”這一保障與發展人權的根本目的。(完)

　　受訪者簡介：

　　翟崑，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國際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東南亞、中國的國際戰略，“一帶一路”、全球與區域治理等。兼任中國東南亞研究會副會長、新興經濟體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高教學會一帶一路分會、區域國別學分會副理事長。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東南亞南亞大洋洲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