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蘭州4月22日電 題：敦煌古藏文文獻“回歸”，見證漢藏交融千年史

　　——專訪西北民族大學海外民族文獻研究所所長才讓

　　中新社記者 閆姣

　　敦煌古藏文文獻是現存已知最古老的紙質藏文文獻之一，內容涵蓋佛教經典、歷史著作、契約文書、政事文書、法律條文等，涉及吐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是研究吐蕃歷史文化的珍貴史料。

　　由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別與英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合作編纂的《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歷經20年已全部整理出版發行，讓流散海外的珍貴文獻以高清圖版形式回歸故土。

　　其“回歸”意義是什么？敦煌藏文文獻包含哪些漢藏“三交”(交流交往交融)內容？近日，西北民族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院名譽院長、海外民族文獻研究所所長才讓教授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此次文獻的整理出版，在文獻定名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果？

　　才讓：這批文獻形成于7至11世紀，盡管英法收藏機構已有國外學者編寫的目錄，但敦煌藏文文獻大多殘缺不全，很多寫卷破損嚴重、字跡模糊、首尾缺失，辨認難度極大，以往的目錄普遍存在定名不準確、大量文獻沒有正式名稱等問題。

　　此次出版，在編目和定名工作上實現了多項重要突破：首次采用藏漢雙語定名的體例，極大方便了學界使用和檢索；對同一編號內的不同文獻分別標注、清晰區分；將以往籠統定為“佛經”的寫本，大多考證出了具體經名。最終，《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兩套文獻集成完整出版，共計61冊，成為繼敦煌漢文文獻之后，中國最大一批流失海外文獻的系統性、整體性回歸。

　　中新社記者：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獻出版“回歸”，核心意義是什么？

　　才讓：敦煌藏文文獻是研究古代吐蕃歷史文化最為原始、價值極高的第一手資料。后世典籍所載吐蕃史事常雜糅神話傳說，致使歷史原貌漸趨模糊。相較之下，敦煌文獻中留存的史籍載記、法律條文、契約文書、文學作品等各類文本，不僅勾勒出較為清晰的吐蕃歷史發展脈絡，也生動展現了吐蕃社會生活的豐富面貌，為今人從多維視角認知吐蕃社會文化提供了堅實依據。唐蕃之間曾存在極為密切的文化交流，尤其吐蕃對唐文化多有廣泛吸納，然相關藏譯典籍多未流傳后世，此類內容卻在敦煌文獻中得以大量保存，使其成為無可替代的珍貴史料。

　　該項成果得到國內外學界的高度贊譽，被公認為敦煌文獻整理出版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工作，極大推動了吐蕃歷史文化研究，對敦煌學、藏學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流失百年的文獻以出版形態回歸故里，實現了珍貴文獻的永久保護與傳承，堪稱一項意義深遠的民族文化保護工程。

　　同時，成果為國內學者獲取一手資料提供極大便利，有力推動了相關領域研究的深入開展。突出成效體現為：以該領域為研究主題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數量顯著增長，一批青年學者脫穎而出，研究隊伍持續壯大、結構不斷優化。

　　中新社記者：該文獻出版能否反映藏傳佛教與內地佛教間的關系，有哪些關鍵論據？

　　才讓：唐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漢傳佛教更是聯結漢藏民族的重要精神紐帶。敦煌古藏文文獻中，留存有不少漢傳佛教經典藏文譯本，這些珍貴史料填補了傳世史書的記載空白，還原了藏傳佛教形成的真實歷史：藏傳佛教絕非單一源頭形成，而是吐蕃主動吸納漢地佛教、印度佛教，并與本土苯教深度融合的結果，漢地佛教是藏傳佛教的重要源頭之一。

　　吐蕃赤松德贊時期，漢地禪宗高僧摩訶衍曾前往拉薩傳法，引發了與印度佛教僧團的“頓漸之辯”(也稱“拉薩僧諍”)，這是漢傳佛教影響吐蕃佛教史的標志性事件。敦煌藏文文獻中，《楞伽師資記》《頓悟真宗金剛般若修行達彼岸法門要訣》《無所得一法論》及摩訶衍禪師語錄等資料非常豐富，實證了禪宗在吐蕃的深遠影響。可以說，禪宗在吐蕃的傳播及其對后期藏傳佛教的影響，是漢藏佛教千年法緣不斷的體現，也在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

　　在漢藏佛教交流史上，吐蕃著名翻譯家法成的貢獻尤為卓著。他一生譯著豐富，譯自漢文的《賢愚因緣經》《金光明經》《楞伽經》均是佛教的核心經典，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其翻譯唐朝高僧的著作，如圓測的《解深密經疏》，圓暉的《楞伽經疏》，且后者只保存在敦煌漢、藏文獻中。他還在敦煌長期講授《瑜伽師地論》，留下了《瑜伽師地論分門記》《瑜伽論手記》等弟子聽講記錄。法成以畢生的譯著和弘法實踐，將吐蕃對漢傳佛教的吸收，從單純的信仰層面，推向了深度的佛學義理層面。此外，中土流傳的佛教典籍《天地八陽神咒經》在敦煌藏文文獻中存有3種譯本，有二十幾種抄本，可見該經在吐蕃影響之廣。這一切都清晰表明，藏傳佛教從其誕生之初，就深深融入了漢傳佛教的思想血脈。漢藏佛教文化交融的歷史，更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生動見證。

　　中新社記者：除佛教文化外，該文獻中體現了漢藏“三交”的其他哪些具體內容？

　　才讓：這61冊巨著最核心的價值，就是以最原始、最真實的一手史料，完整還原了千年前漢藏民族深度交融的壯闊圖景，鐵證般印證了漢藏文化血脈相連、休戚與共。文獻中最震撼的發現，是大量中原經典被譯成藏文，在吐蕃社會廣泛傳播：既有《尚書》《春秋后語》等典籍譯本，也有《孔子項橐相問書》等民間通俗故事；更有《千字文》《九九乘法表》《祈愿文》等漢藏對音寫本，正是當年吐蕃民眾學習漢語、接觸中原文化的直接教材。

　　文化瑰寶流落百年終于回歸，它們帶回的不僅是千年前的墨跡，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動歷史記憶。漢藏文化的交流，從來不是單向的借鑒，而是深度的共生與共享；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也從來不是偶然，而是千百年來交融匯聚的歷史必然。當破碎的文明殘片被重新拼合，斷裂的歷史脈絡被重新接續，我們不僅找回了被遺忘的過往，更讀懂了中華民族開放包容、互學互鑒的精神底蘊，加深了對“中華民族一家親”的認同。(完)

　　受訪者簡介：

　　才讓，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西北民族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院名譽院長、海外民族文獻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藏傳佛教歷史文化及敦煌藏文文獻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4項，出版《吐蕃史稿》《菩提遺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的整理與解讀》等專著，發表論文80余篇，參與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獻整理出版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