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提出關于結束俄烏沖突新計劃的消息，在歐洲引發了強烈的震動與不滿。歐洲各國領導人紛紛表達擔憂，認為自身的利益可能在大國博弈中被犧牲，急切地希望能有一個“能夠讓歐洲接受的更好的解決方案”。這一事態發展不僅僅是外交層面的尷尬，更是對歐洲長期標榜的“戰略自主”的一次無情嘲弄。當真正的地緣政治版圖重繪時，付出了巨大經濟與社會代價的歐洲，卻發現自己被擋在了談判桌之外。

　　現在看來，解決俄烏沖突的劇本極有可能依據新和平協議完成，歐洲在這一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問題上被邊緣化，揭示了跨大西洋聯盟內部權力結構的極度不對等。

　　長久以來，歐洲將安全賭注完全壓在美國身上，誤以為“價值觀同盟”等同于利益共同體。然而，當華盛頓出于自身全球戰略調整的需要，選擇與莫斯科直接通過談判達成妥協時，歐洲瞬間遭遇了“越頂外交”。

　　這種“越頂”行為清晰地表明：在華盛頓的戰略天平上，歐洲的安全利益從屬于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當需要對抗時，歐洲是前線堡壘；當需要緩和時，歐洲可能成為被交易的籌碼。歐洲對此感到憤怒和焦慮是可以理解的，但這恰恰證明了其在美俄歐大三角關系中缺乏獨立的一極地位。

　　回顧這場危機，歐洲可謂是最大的輸家。

　　為了配合盟友的戰略，歐洲切斷了廉價的能源大動脈，承受了嚴重的通脹壓力，目睹了制造業外流和產業空心化的風險。歐洲社會承擔了沖突的主要次生災害，包括難民潮和民生問題。然而，付出如此慘重代價后，歐洲卻發現自己并未獲得相應的話語權。沖突的節奏——何時升級、何時降溫、何時談判——似乎始終掌握在華盛頓與莫斯科手中。

　　歐洲的不滿在于，它不僅僅是失去了利益，更是失去了尊嚴。它意識到自己可能僅僅被視為地緣政治博弈中的“耗材”。這種“由于自身利益未獲滿足”而產生的焦慮，實際上是對自身戰略投資徹底失敗的痛苦確認。

　　為什么歐洲無法尋求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案”？根本原因，在于其實力的缺失。

　　多年來，歐洲一直在談論“戰略自主”，但在實際行動上卻步履維艱。無論是在防務一體化上的猶豫，還是在外交政策上對他國的盲從，都使得歐洲無法構建起一個獨立于北約之外的、有效的歐洲安全架構。

　　如果當年法德主導的協調機制得到了真正的堅持，如果歐洲能根據自身的地緣安全邏輯與鄰國建立穩定的共存關系，而非完全被動卷入大國對抗，今天的局面或許會截然不同。現在的困境是：沒有硬實力做支撐的“戰略自主”只能是空中樓閣；沒有獨立防務能力的憤怒，在國際政治中顯得蒼白無力，頂多也就是情緒宣泄罷了。

　　美俄秘密起草涉烏協議的傳聞，給歐洲上了一堂生動的現實主義政治課。如果歐洲覺得協議損害了其利益，這恰恰證明了構建真正獨立自主的防御和外交體系的緊迫性。歐洲的焦慮不應通過抱怨來解決，也不應指望他國來維護其利益。要想避免在未來的大國交易中再次成為犧牲品，歐洲必須從根本上反思其依附性的戰略文化，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在地緣政治的“餐桌”上，如果你不能憑借實力坐穩位子，那么你往往就會出現在“菜單”上。

　　歐洲還有機會。在未來國際政治的大舞臺上，歐洲不應缺席。在中國的國際戰略視野中，無論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還是維護多極世界的國際政治格局，歐洲都是重要的參與者。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為人類現代文明的歷史進程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也完全有理由為人類文明新形態貢獻智慧。

　　中國領導人在全球文明倡議中一再強調，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中歐關系是兩大力量，兩大文明，兩大市場之間的雙邊關系，拋棄冷戰思維與意識形態的藩籬，中歐完全可以相向而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只有認準時代前進的大方向，才能找準腳下應該選擇的道路。

　　(作者高健系上海外國語大學中英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院中國論壇特邀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