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2月2日電 題：為何說中國西北民族地區“各民族是‘染’在一起的”？

　　——專訪西北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教授滿珂

　　中新社記者 邢利宇

　　中國西北民族雜居地區各民族的文化交融現象俯拾皆是。西北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教授滿珂在近年的田野調查中發現，當地各族民眾不約而同提到“各民族是‘染’(西北漢語方言，意為深度聯系在一起，不可分離)在一起的”。

　　為何西北民族地區各民族在衣食住行、節日、禮儀、信仰、語言等方面存在諸多文化交融現象？西北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歷史過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之間有哪些必然聯系？時代變遷又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創造了哪些新條件？滿珂日前就此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西北民族地區各民族在衣食住行、節日、禮儀、信仰、語言等方面，有哪些具體的文化交融現象？什么原因促使這些現象產生？

　　滿珂：近年來，我陸續在西北民族走廊上典型的民族雜居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如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臨夏市、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青海省西寧市湟源縣日月藏族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霍城縣等，當地各民族文化交融與共生現象突出，并在日常生活中有諸多呈現。

　　以飲食為例，甘肅省臨潭縣的回、漢族民眾都十分接受源自藏族的飲食，如糌粑、牦牛肉、曲拉、酥油、蕨麻米飯等。回族民眾也借用一些漢式食物，如月餅、湯圓、粽子等。

　　除自然環境條件、經濟互補合作等影響因素外，民族之間廣泛而較為深入的文化交融現象，很大程度上是良性民族關系的標志和交往交流的結果。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文化的互涉、采借、交融，絕非一朝一夕之事，需經年歷久的互動與持續影響，這些都必須建立在民族關系相對和諧、包容基礎上。二是彼此認同，都愿意或至少不介意在不違反本體文化基本原則前提下吸收、接納對方的文化要素。

　　中新社記者：為何田野調查地各族民眾不約而同地提到“各民族是‘染’在一起的”？

　　滿珂：這是當地各族民眾對于族際關系的概括和表達，意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從文化角度看，各民族文化都是復合型的，如前所述，經由頻繁和良性互動交往，各民族都借用、吸納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要素。就血緣而言，長時段觀之，普遍存在的通婚現象，使各民族血脈相連，骨肉情深。此外，彼此交融的生活，進一步把各民族緊密聯系在一起。民族之間的文化交融不僅涉及飲食、服飾等物質文化領域，也包括價值觀念、禮俗等非物質文化范圍；既與人們的世俗生活有關，也涉及精神世界。“各民族是‘染’在一起的”，這句話非常到位地概括了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交融狀況。

　　中新社記者：中國西北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歷史過程，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之間有哪些必然聯系？

　　滿珂：中國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如同人體關節的肯綮和黏合劑一樣，將具有自我認同的各民族緊緊聯系在一起。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的互動儀式鏈理論指出，“社會結構要素包括了從微觀到宏觀各層次。如在某一局部微觀/宏觀情境中所發生的，有時會在另一微觀/宏觀情境中繼續下去，這些鏈條的累積會構成一個可識別的模式，我們稱之為‘國家’或‘組織’。”具體時間、空間內民族間的良好互動與文化交融，在大時段、大范圍內逐漸累積，最終會形成“國家或組織”，運用此理論，將“國家或組織”換為“中華民族”也同樣成立。所以，各民族的密切互動、深度交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生成和發展的前提與基礎，而各民族的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民族文化共享又會進一步推動其交流交融。

　　中新社記者：在田野調查中，您還有哪些發現佐證著“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文化上的混雜、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使得中華民族渾然一體”？時代變遷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創造了哪些新條件？

　　滿珂：顧劼剛先生在《中華民族是一個》中曾舉例，“商周時期的主要樂器是鐘、磬、琴、瑟等，但后來它們只能在大型的祭祀儀式中才可以見到，民間流行的主要樂器是胡琴、琵琶和羌笛，很明顯是從胡人和羌人中借用的；現在的椅子，原稱胡床，是從匈奴傳入的，炕則是遼金人帶來的；古代漢人上衣下裳，無論男女都穿裙子，如今的褲子則是胡服的一種……”，所以“漢人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漢人的一定比較漢人原有的多得多”“現有的漢人的文化是和非漢的人共同使用的。這不能稱為漢人的文化，而只能稱為‘中華民族的文化’”。

　　我非常認同顧先生的觀點，他十分精準地概括了中華民族的形成特點，深刻揭示其“百川歸海、凝為一體”的歷史過程。在田野調查中，我發現同樣的例子非常多。如在甘肅省臨潭縣，當地回族和漢族女性多戴類似的“高高帽”；回族和漢族使用的漢語方言中夾雜著不少藏語詞匯，如“撒瑪薩”(吃飯)、“嘉同”(喝茶)、“轄包”(朋友)等。建筑風格也兼有回、漢、藏文化要素，漢族也有人家掛風馬旗、豎瑪尼桿等，有的還在家門上繪著藏傳佛教的“南久旺丹”(“十相自在圖”)。藏族家庭鍋灶旁邊也有灶神畫像，有些也貼春聯和福字。

　　現代生活的發展和時代變遷，給各民族成員提供了更多交往交流機會，交融也順理成章。以人口流動性為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流動性大幅增長。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0年中國流動人口達約3.76億人，較2010年增長近70%。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參與度為26.90%，并呈現由傳統聚居區向非聚居區擴散趨勢，如此便大大增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概率和范圍，為更廣泛的交融創造了新的必要前提。(完)

　　受訪者簡介：

　　滿珂，西北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香港中文大學博士，曾赴牛津大學訪學。民族學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負責人，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負責人。主要從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華民族共同體、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方面的研究，已發表《民族文化交流交融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成發展探析——以西北地區為例》《民族文化交融與民族關系研究——以甘肅省臨潭縣為例》等學術論文、出版《非物質文化遺產：變遷·傳承·發展》等著作，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北民族走廊上的文化交融與族群關系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