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資料還需審批，太費周章，現在簡便得多了，直接買注冊證書，有了證書就能投產。藥監局明碼標價，快的是多少錢、慢的是多少錢，決不含糊，企業都提著現金等候召見，綠色通道變成了‘黑’色交易大廳。一個普通新藥的證書叫賣到200多萬元，好一點的1000多萬元，‘換馬甲藥’便宜，5萬到20萬。有一家企業一個星期報了兩個新藥。”

　　不作為

　　從1988年自藥學系畢業后來到藥廠的藥物研究所工作，到后來擔任了制劑室主任，高純面對自家企業的造假行為心情極為復雜：“真沒想到‘跑外線’就是技術研發，我們組大部分工程師都不能認同。他們每逢需要在申報材料上簽字時就裝病推掉，我則暗暗地搜集證據準備舉報。”

　　1995年2月，這家企業藥研所所長羅永清從上海一個藥研人員私人手中買了一種叫“鹽酸特拉唑嗪”的進口成藥，令科研人員將該藥片剝出，不做試驗，直接換個瓶子冒充科研新藥送檢省藥管部門。“這些藥片上有生產廠家的防偽標志，送檢肯定不合格，沒想到3月28日，鹽酸特拉唑嗪原料和片劑真的通過了新藥臨床前審評。”

　　1995年5月，高純一封署名舉報信將羅永清作假過程告了個底朝天，還同時舉報了克拉霉素原料、克拉霉素片劑、環丙沙星膠囊三種新藥有作假行為。

　　“5月20日藥政系統有人與羅永清商定，準備將存放于省藥檢所的假樣換掉，然后狀告我誣告領導、破壞生產。幸好一位正直的朋友偷偷打電話通知我有牢獄之災。”急紅了眼的高純跑到藥檢所就吼：“假樣就在化學室主任的倒數第二個抽屜里，一共是6瓶，標簽是我們廠的。誰要把它換了我就跟他拼命！”

　　1995年8月21日，該省藥政局經過調查證實，這家制藥廠藥物研究所在新藥鹽酸特拉唑嗪片的研制中存在嚴重的弄虛作假的情況，已取消了其臨床申報資格，但對另外三項舉報并未作出處理。來自國家藥監局的材料顯示原因是“對原始資料進行了核查，尚未發現作假行為”。

　　高純表示：“因為我受到了威脅，最后只堅持了1項作假必須確認，其他3項的樣品都被換掉了。”

　　而造假的羅永清曾在接受記者采訪中表示：“事情發生后，我只在企業作了檢查，沒有受到其他處分。”同年底，他升任副總經理。 (新民周刊)

　　高純的不依不饒被一些藥監官員視為“糾纏”。“他們指責我不應該舉報，損害了企業的利益。”

　　但高純認為藥監系統內部還是有不少熱心的官員。為了等候局長接待和處理結果，2000年寒風凜冽的早春3月，一貧如洗的高純曾露宿在國家藥監局大門旁的西直門立交橋下，度過了難忘的24天，是一位負責信訪接待的任老師給他飯吃和熱水喝。

　　“李鵬、朱镕基、溫家寶三位總理都對我的舉報批示要嚴肅查處，任老師還把我的案子做成專題送到鄭筱萸處。”

　　材料就放在鄭筱萸的桌子上，任老師跑了3趟，鄭筱萸都沒有任何表示。他只好回來對高純說：“我無能為力。”

　　“國家藥監局瀆職、不作為的‘示范效果’比企業造假更可怕。”“打假醫生”陳曉蘭告訴記者。她和高純一樣，舉報假冒偽劣醫療器械也有近10個年頭。在3年9次局長的接待、自費往返北京30余次舉報同類的假冒偽劣醫械無果的前提下，不得不決定起訴國家藥監局的“行政不作為”，并于2006年7月24日上訴至北京市高法行政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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