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烏魯木齊4月7日電 題：唐王城遺址何以實證屯墾戍邊是國家疆域治理千年之策？

　　——專訪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院院長、研究員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

　　作者 史玉江

　　隨著系統考古調查與多學科研究的推進，位于新疆圖木舒克的托庫孜薩來遺址(又稱唐王城遺址)，在中國歷代中央政權治理體系中的地位愈發清晰。

　　為何說唐王城遺址是漢唐屯墾戍邊制度的標志性歷史見證？它揭示歷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怎樣的政治智慧？屯墾戍邊又是如何契合國家疆域治理的戰略需求？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專訪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院院長、研究員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唐王城遺址何以成為理解漢唐屯墾戍邊制度的重要實證？

　　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唐王城遺址的重要價值，在于體現歷史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的雙重印證，為理解中國漢唐時期屯墾戍邊制度的具體實踐提供重要實證支撐。

　　新疆古稱西域，該遺址西漢時為西域尉頭國所在地，唐代明確為“據史德城”(郁頭州)，隸屬龜茲都督府，是安西都護府“二十屯”格局中的重要軍鎮，扼守龜茲通往疏勒的交通要道，其城址性質的演變，反映中央政權對西域治理的不斷深化。

　　考古新發現進一步揭示了制度的具體運行方式：城內外出土的大量農作物遺存和漢文契約文書，證明了屯田農業的存在；五銖錢、開元通寶及錢范的發現，反映出中原貨幣在當地的實際流通與使用情況；多重城防結構、烽墩和周邊驛站遺存，清楚展現軍事防御與農業生產相結合的戍邊格局。尤為重要的是，北朝至唐代絲棉混紡織物的出土，反映屯墾背景下中原技術與西域資源的結合與交流。

　　中新社記者：屯墾戍邊制度為何能在新疆長期發揮作用？

　　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從歷史實踐看，屯墾戍邊在新疆并非偶發之舉，而是在特定自然條件與戰略環境中，被歷代中央政權反復驗證并持續沿用的治邊方式。唐王城遺址所處區域水源條件相對集中，周邊分布有古河道與灌溉渠系遺跡，同時位于絲綢之路中道的重要通道上，為駐屯人群的生活、生產與往來提供穩定基礎。

　　這一制度得以綿延千年，關鍵在于其內在設計邏輯。在唐王城遺址，城墻、烽燧與屯田、民居、驛站有機共存。這種格局意味著戍邊軍隊能就地生產，實現糧秣部分自給，極大緩解了后勤壓力，使邊防力量得以扎根。同時，屯墾活動引入中原先進的農業技術與管理方式，開發邊疆資源，形成穩定的綠洲農業與經濟生活。遺址中出土的各類作物遺存、反映土地租賃的漢文契約以及流通的中原貨幣，都是當時經濟生活活躍、社會運行有序的見證。更重要的是，這種生產與戍守并行的模式推動了邊疆地區社會結構的穩定與長期運行。

　　換言之，屯墾戍邊構建了“以戍衛促開發，以開發固邊防”的良性循環。它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同時，亦推動了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實現軍事、經濟與社會效益的統一，這正是其超越朝代更迭、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因此，自漢代在西域開創此制，后世皆因其切實有效而繼承發揚——既能滿足駐軍糧草需求、筑牢安邊實邊根基，又能引入中原技術促進邊疆經濟民生發展，是治理西域的核心舉措之一。唐代于安西都護府下設“二十屯”，形成較為完備的屯田體系；清代新疆屯田規模更突破一千萬畝，成效尤為顯著。唐王城遺址所實證的，正是這一制度因契合實際、效益深遠而得以延續的內在邏輯。

　　從考古學角度看，這種“歷史連續性”并非指單一朝代或具體制度形態的簡單延續，更體現在同一空間范圍內，城防形態、農業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管理活動在不同時期持續出現。考古調查顯示，遺址內外長期存在戍堡、防御設施以及與農業活動相關的遺存，反映出軍事防御與農業生產在較長時期內并行發展的狀態。

　　同時，出土文書、器物和建筑遺跡表明，這一地區在較長時間內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人群活動。多語文書和多種文化因素并存的現象，說明不同人群在此長期交往互動；灌溉設施與聚落布局相互配合的形態，也表明生產活動與防御體系之間逐步形成較為穩定的結構。正是在空間布局、制度設計與社會實踐的持續銜接中，屯墾戍邊得以在西域長期發揮作用。而這一歷史過程，在唐王城遺址的連續性遺存中得到較為清晰地體現。

　　中新社記者：屯墾戍邊這一歷史實踐對認識新疆歷史有何啟示？

　　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屯墾戍邊這一制度自漢代在西域創立基本形態，唐代加以制度化完善，至清代進一步擴大實施規模，因切實有效而被歷代中央政權持續沿用。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這種長期存在的治理實踐充分說明新疆是在中央政權持續經營下，逐步形成兼顧安全、防御與發展的區域格局。

　　這一穿越千年的治理智慧，在中國共產黨的治疆方略中得到創造性地繼承與升華。1954年10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成立，這一舉措標志著“屯墾戍邊”被賦予全新時代內涵。十萬駐疆部隊將士鑄劍為犁，攜手支邊青年與各族建設者，在戈壁荒原上建起圖木舒克等座座綠洲新城，將“安邊固疆、富民興疆”的歷史傳統與實踐模式推進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境界。這種對歷史智慧的創造性繼承，印證屯墾戍邊始終契合國家疆域治理的戰略需求。

　　中新社記者：如何理解屯墾戍邊始終契合國家疆域治理的戰略需求？

　　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無論是歷史上的戍堡，還是今日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其生命力都源于同一個戰略內核：將生存與發展能力直接根植于邊疆，實現“邊疆駐守”與“可持續發展”的有機統一。

　　唐王城遺址清楚表明這一地區長期形成了“戍守與生產并行、行政與交通互濟”的治理格局。其反映的屯墾戍邊實踐，是在西域特定自然環境、交通條件和社會結構中逐步形成并長期運行的一種治理方式。既筑牢國防屏障，又激活邊疆經濟、穩定社會秩序、促進文化交融，這種模式恰好契合新時代邊疆治理“穩邊、興邊、富邊”的戰略新需求。既順應了邊疆地區的地理環境與人文特征，又始終服務于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整體治理目標。

　　屯墾戍邊這一根植于新疆的歷史實踐，不僅為認識新疆的發展脈絡提供了重要實證，也從一個具體側面反映新疆歷史發展與中國整體歷史進程之間的內在關聯，更為新時代推進邊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啟示。(完)

　　受訪者簡介：

　　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院院長、研究員、歷史學博士，享受國務院特貼專家。曾于2020年、2023年兩次赴日內瓦參加聯合國人權會議。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民國新疆社會變遷與近代化進程》，國家社科基金歷史專項《三區革命研究》等共2項。發表專業學術論文3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