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案】以“揭露真相”為名公開他人隱私，合法嗎？

　　因與前同事發生爭議，王某在社交軟件上公開前同事的職業、工作單位等個人隱私，被前同事以侵犯隱私權為由訴至法院。近日，記者從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獲悉這起網絡侵權糾紛案。

　　法院認為，“個人維權不得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為代價”。判決認定王某侵犯了他人的隱私權，應公開賠禮道歉，并支持部分精神損害撫慰金。

　　【案情介紹】

　　余某與王某曾經是同事。2022年5月，余某使用實名認證微博賬號發布內容，質疑王某冒充空姐銷售減肥產品，并附有王某身著制服的照片。隨后，王某在微信工作群、朋友圈公開余某的微博截圖，披露其職業、工作單位，并配文“公司竟然會有這種人”。

　　2023年，王某另用微博賬號發布案件判決書內容，再次公開余某的姓名、職業及工作單位。余某以王某侵犯其隱私權、名譽權為由，訴至法院要求王某賠禮道歉、賠償精神損害及維權費用。

　　【庭審過程】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余某職業、工作單位、訴訟等信息屬于個人信息中的隱私信息，王某未經允許將其公開在其朋友圈，該行為侵犯余某隱私權。一審判決王某在其朋友圈置頂公開向余某賠禮道歉，并支持部分精神損害撫慰金。

　　王某不服，向北京市四中院提起上訴。二審法院認為，信息是否屬于隱私需結合具體場景、當事人主觀意愿及傳播后果判斷。隱私信息的核心并不僅僅在于信息“是否無人知曉”，而在于權利人對其私人信息的控制權。即，個人有權決定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向何人公開自己的信息。

　　民法典對“隱私”的定義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愿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這里的關鍵是“不愿為他人知曉”。

　　該案中，王某將“他人”的范疇從“熟人圈”擴大到“社交媒體的公眾視野”，違背了信息主體對信息傳播范圍的意愿，勢必會產生他人生活安寧被干擾的風險。“在熟人范圍內已知”并不能自動剝奪信息的“私密”屬性，信息局部公開也不意味著喪失隱私保護必要性。王某以“維權”為由公開他人信息，既非法律允許的合理使用，也超出必要限度。

　　【審判結果】

　　北京市四中院認為，一審判決并無不當，因此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以案說法】

　　該案通過厘清隱私信息的動態認定標準，推動司法實踐從“形式公開”向“實質保護”轉變，對規范網絡行為、維護私人生活安寧具有示范意義。法院判決突破了對隱私信息的機械認知，確立“場景綜合判定”規則，否定“絕對公開論”，明確信息是否屬于隱私需結合傳播范圍、主觀意愿及社會共識判斷。即使信息已被特定群體知悉，若行為人擴大傳播范圍并造成生活安寧受損，仍構成侵權。

　　“個人維權不得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為代價。”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張勤緣表示，這是該案的另一個警示意義。即王某以“揭露真相”為由公開他人隱私信息，法院認定其行為不具備正當性。這是回應數字時代隱私保護的需求。在社交媒體環境下，信息傳播具有瞬時性和不可控性，該案裁判強調了對“隱性隱私”(如職業、單位等)的擴大保護，為類似糾紛提供參考。

　　本報記者 周倩《工人日報》(2025年11月13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