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干在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一直深刻感受并迅速回應著世界變局，其敏感性曾令全球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撰寫近千頁專著呈現其在歐洲和世界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在當下的世界動蕩變革期，為加強中國與巴爾干國家的友好關系，在該地區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我們應高度重視并努力做好巴爾干研究，在借鑒和反思西方和巴爾干國家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建構相關知識體系，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巴爾干研究話語體系。

　　一

　　考察西方的巴爾干研究話語需追溯至19世紀下半葉“東方問題”所引發的地緣政治博弈，西方國家自此開始推動對巴爾干進行系統研究。奧匈帝國向“歐洲土耳其”即巴爾干的擴張野心，直接催生了本國的斯拉夫研究和巴爾干研究。英國為了平衡大國爭奪、確保自身近東利益，開啟了包含巴爾干地區在內的“近東”研究。德國出于拓展帝國經濟空間，將毗鄰的巴爾干納入“中歐”愿景，并傾向使用指代巴爾干的“東南歐”概念，其東南歐研究在兩次大戰期間達到頂峰。美國大規模展開巴爾干研究，也離不開地緣政治的驅動。二戰后的美國為了贏得冷戰，在全面鋪開區域研究的背景下，將巴爾干國家納入蘇聯東歐的研究范疇，建立了多個蘇聯東歐研究機構，巴爾干研究乘勢而起。

　　西方的巴爾干研究因其帶有帝國爭奪的初始動機，通常強調巴爾干相對西方文明世界的異質性，以此支撐西方作為“拯救者”的政治意圖。憑借《歐洲危險地帶：近東的變化和問題》成為20世紀初巴爾干問題專家的英國記者亨利·查爾斯·伍茲斷言，“巴爾干和小亞細亞可能永遠是起義或屠殺的地點”，提醒大國開展謹慎外交；20世紀上半葉英國學者羅伯特·W.塞頓·沃森警惕巴爾干的“東方”民族主義，認為“泛塞爾維亞思想的勝利將意味著東方對西方文化的勝利”，主張將巴爾干納入新的中歐和東歐愿景。

　　可見，迎合西方政治議程敘事下的巴爾干被污名化。受“東方主義”啟發，美國巴爾干研究學者瑪麗亞·托多洛娃將這種充滿偏見和僵化形象的話語稱之為“巴爾干主義”。在這種話語下，巴爾干因被“東方化”，成為經濟落后、社會不穩定、暴力滋生、充滿古老仇恨的半文明、半發達地區，被視為歐洲內部的“他者”，是“內部外人”，而其未來在于“歐洲化”。雖然巴爾干主義話語的存在被普遍意識到，但是為了回應歐擴等現實需求，許多西方學者在巴爾干研究中依然強化這種刻板印象。例如，2007年2月《經濟學人》發表題為《戰斗與搶劫》的文章，斷定“戰斗和搶劫是歷史必然，他們(指黑山人)的父輩、祖父輩和曾祖父輩都曾這樣做，而他們的兒子們在未來也會再次如此行事”。因此，只要巴爾干地區被認為存在與西歐不同的異質性特征，巴爾干主義話語便不會輕易消失。

　　二

　　與西方對巴爾干的理解充滿偏見話語相區別的是，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等巴爾干國家學者證實這里存在一個高度復雜、堪稱典范的區域文化互動結構，試圖構建“超越巴爾干主義”的話語。20世紀初享有國際聲譽的保加利亞學者伊萬·D.希什馬諾夫通過比較巴爾干地區各民族的詩歌《死去的兄弟》，發現鄰國之間民俗文化交流互鑒尤為突出；同時代的塞爾維亞學者約萬·茨維伊奇強調持續移民引發的“轉移運動”，有效扭轉了斯拉夫各民族的分離趨勢；羅馬尼亞東南歐研究所的創立者、歷史學家尼古拉·約爾加認為，東南歐存在羅馬古典文化等共同元素和東正教等共同遺產；當代希臘政治歷史學家帕斯卡利斯·M.基特羅米利德斯力證東正教構成了巴爾干人心態和身份的基礎。雖然各學科學者探索的視角不同，但是他們普遍認為巴爾干語言、民俗、宗教、史詩之間互相借鑒，存在“巴爾干人”，有共同的心態、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發展節奏。而其融匯為特色整體，恰恰得益于拜占庭和奧斯曼帝國蘊含的“東方”底色。

　　這些學術話語的產生也摻雜著現實利益考量。希什馬諾夫對民族志的研究，支持保加利亞政府在馬其頓問題上的各種立場；約爾加通過強調共同的羅馬和東正教遺產突出羅馬尼亞人作為拜占庭傳統真正傳播者的地位；茨維伊奇及其團隊積極參與了一戰后南斯拉夫的創建和東南歐領土問題的解決；基特羅米利德斯則突出希臘東正教和民族解放斗爭在世界歷史中的重要性。

　　對于巴爾干本土學者的敘事嘗試和探索，保加利亞當代思想史學者戴安娜·米什科娃將其描述為一種“超越巴爾干主義”的區域構建。在此話語下，“巴爾干”一詞非西方學者眼中那樣充滿消極特征，而是一個積極的概念，代表著交流、借鑒、融合，引領當地學者對集體身份認同和地方敘事展開討論。相比西歐，巴爾干民族國家建構進程較晚，巴爾干本土學者試圖通過“超越巴爾干主義”話語強化民族認同，突出本民族在區域史、本地區在世界史上的典范價值，以此糾正西方對巴爾干的認知偏見。

　　三

　　上述兩種不同的巴爾干研究話語，反映了巴爾干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雙重地位。一方面，巴爾干作為關鍵性戰略節點，是不同國際勢力和不同文化的“分界區”；另一方面，作為交流、互動的動態空間，它是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大熔爐”。西方國家在意的恰是前者，他們研究巴爾干的成果多“井噴”于地緣政治爭奪激烈的時期。巴爾干地區自身重視的卻是后者，因后者突出主體性，強調其以積極的方式應對多元文明的相遇。

　　中國的巴爾干研究同樣需要把握巴爾干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但是出發點卻與西方和巴爾干本土不同。巴爾干因其處于歐亞非十字路口的獨特位置、歷史文化認同的復雜性和地緣戰略競爭的關鍵地位，屬于世界動蕩變革的前沿承受地帶，其如何回應世界深刻影響歐亞大陸乃至國際關系格局，它曾因希臘文明創造“第一個歐洲”，也曾因奧斯曼帝國統治化身“近東”。客觀認識這個“中間地帶”并促進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推動長久穩定的合作共贏是該領域研究的學術使命。因此，中國特色的巴爾干研究，不同于西方中心主義的“內部他者”論，也區別于巴爾干本土視角下的“典范地帶”觀。筆者認為，中國的巴爾干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第一，巴爾干是分界屏障，更是互動橋梁。巴爾干是東西羅馬帝國、天主教與東正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奧斯曼與奧匈帝國、冷戰時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分界，但它歷史上一直發揮著連接東西方的紐帶作用，具備融合多元文明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基因，持續推動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鑒。這也正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世紀60年代在巴爾干設立“東西方文化價值互鑒”項目的最大緣由。

　　第二，巴爾干有文化沖突，更有和諧共生。希臘、羅馬、拜占庭、奧斯曼、奧匈的統治，致使當地種族、宗教及語言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歷史上不乏文化沖突，但多元文化之間影響深刻，在更多的時間和空間里做到了和平共處。阿爾巴尼亞民族英雄斯堪德培的后裔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奧赫里德的圣克萊門特東正教修道院在奧斯曼統治時期繼續運作；愛琴海沿岸城市薩塞洛尼基在宣禮塔、羅馬遺跡以及拜占庭建筑的環繞中歷經五百年的繁榮發展，上述種種皆為明證。

　　第三，巴爾干有地緣博弈，更有合作共贏。身處敏感地帶的巴爾干不斷見證和卷入大國博弈，如近代歷史上奧匈帝國和俄國對巴爾干的爭奪，一戰時期協約國和同盟國兩大陣營對“火藥桶”的刺激，現實中歐盟、美國設法推進巴爾干國家加盟入約，俄羅斯全力遏制這一進程。然而更應該看到，中國欣賞巴爾干跨越時代的包容精神和文明互鑒價值傳承，與多個國家開展合作，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在基礎設施建設、經貿往來、環境保護、農業發展、數字智能化等領域持續實現多方互利共贏。

　　簡言之，構建中國特色的巴爾干研究話語體系，需要正視和把握巴爾干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獨特地位，區別于西方的“巴爾干主義”和本土的“超越巴爾干主義”話語，強調在差異中共存、在分裂中聯合、在合作中共贏的中國視角、中國見解，引領中國-巴爾干國家共商、共建、共享，促進巴爾干實現連接中歐、連接東西方的使命，最終服務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作者：李建軍，系首都師范大學國別區域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