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道門縫，成了陳由偉童年記憶里最深刻的定格。

　　小時候，陳由偉時常會輕輕推開父親書房的門，留一條小縫。門內，是父親伏案的背影，一盞臺燈，和無邊的寂靜。門外，是陳由偉好奇又懂事的窺探，“媽媽說了，只要父親進書房，就別去打擾他。”

　　背影的主人，是數學家陳景潤。在公眾的印象里，這個名字是印在教科書上的鉛字，是與“哥德巴赫猜想”“1+2”緊密相連的符號，是那個戴著厚底眼鏡、不食人間煙火的“科學怪人”。

　　若干年后，陳由偉才真正重新理解了父親，也看見了那片父親曾為之傾盡所有的、冰冷符號背后灼熱的數學之美。

　　從“逃避”到“回歸”

　　“您是陳景潤的兒子，數學一定很好吧？”這個看似平常的問題，曾像一道無形的枷鎖，緊緊纏繞著少年陳由偉。

　　父親巨大的光環，以及外界天然投射過來的、沉甸甸的期望，形成了一種無處不在的壓力。出于一種青春期的、“非理性的叛逆”，陳由偉在高中分科時，刻意選擇了文科。考入大學，陳由偉首先進入的是商學院，仿佛在拼命繞開父親那座巍峨高山所投下的、漫長而沉重的影子。

　　陳由偉甚至一度在音樂中尋找身份認同。四年級時，偶然的機會讓他開始學習小號，一學就是9年。父親幽默地管陳由偉的小號叫“小喇叭”，并始終支持他的探索。

　　血脈與精神的傳承總是在無聲處悄然作用。陳景潤1996年因帕金森綜合征去世后，“思念隨著時間的推移，反而越來越濃，像酒一樣。”大二那年，在一個安靜得能聽見心跳的夜晚，陳由偉獨自沉思，開始冷靜地審視自己：對數學的排斥，是否只是一種幼稚的偏見？是否在無意中，關閉了一扇本可以通往美妙世界的大門？最終，他決定“潛下心來”，勇敢地推開了那扇門——陳由偉向學校提交申請，轉入了數學系，并一路攻讀至獲得碩士學位。

　　這個過程，并非為了滿足任何人的期待，而是一場深刻的“自我的尋找”。當陳由偉真正沉入數學的世界，克服了最初的艱澀與困頓，才逐漸體會到父親筆下那些符號、公式背后令人心醉的邏輯之美與和諧之韻。也終于懂得了，能讓人在身患重疾、雙手顫抖、健康極度惡化時，直到生命最后兩個月，仍堅持在病榻上審閱研究生論文、思考未解難題的那種“熱愛”，究竟有著怎樣撼人心魄、焚盡一切的力量。

　　當記者問及陳由偉最想和父親說的話，他說：“我想告訴他，我最后還是學了數學。”陳由偉的聲音很輕，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哽咽，仿佛穿過時光在與父親對話，“我覺得我更懂他了。”

　　從“搭梯子”到“扶梯子”

　　陳由偉最終沒有成為像父親那樣，在稿紙上一筆一畫“搭梯子”、直接挑戰世界級難題的攀登者。但他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位置——“扶梯子的人”。

　　2022年，陳由偉創立了陳景潤科學基金會。驅動他的，是一種深切的責任感和一個必須正視的嚴峻現實：盡管國家的科研條件和整體環境已今非昔比，但中國在數學領域，從頂尖學者的原始創新到基礎教育的師資力量，與國際頂尖水平仍存在差距。尤其在基礎教育的普惠層面，挑戰更為巨大和迫切。

　　“我們做過調研，在鄉村，很多孩子因為數學跟不上，初中沒念完就輟學去打工了。”陳由偉的眉頭微微蹙起，語氣沉重。

　　調研的結果讓人倍感責任重大：在許多鄉村學校，科班出身的數學教師寥寥無幾，多是其他科目老師兼任，甚至由體育、美術老師代課。一位老師在參加他們的培訓時，激動地站起來分享：“這個班太好了！我是教語文的，等下學期就要教數學了，心里沒底，慌得很，所以趕緊趁著假期來充充電。”

　　基金會的公益行動，因此有了極其清晰的靶心。一方面，是直接面向孩子的科普，致力于“種下種子”。

　　基金會邀請廈門市的數學特級教師任勇走進中小學上公益課，分享那些充滿奇思妙想的教學方法——帶著一雙高跟鞋走進小學課堂，讓孩子們測量、計算，理解什么是“黃金分割點”；用撲克牌玩24點游戲，用骰子講解概率，在中秋節用博餅游戲引出數學原理。

　　在一次偏遠的山村小學活動中，聽到一個一直低著頭、沉默寡言的小男孩，在公益課程結束后怯生生地說出“我覺得數學也沒那么可怕，還挺有意思”，陳由偉感到“一股熱流猛地涌上心頭，那是發自內心的高興”。那一刻，他仿佛穿越時空，看到了父親當年發現自己對數學產生興趣時欣慰的表情。

　　更關鍵的是面向教師的賦能。基金會為鄉村數學教師提供系統性的公益培訓，引入名師課程，組織“賽課”比賽，甚至廣泛收集優秀的教案課件，形成共享資源庫。“因為一個優秀的老師，就是一束不滅的火種，能照亮幾十、幾百個孩子的前路。撬動教師這個‘杠桿’，是改變教育資源不公最有效、最根本的方式之一。”陳由偉說。

　　“鋼鐵硬漢”與他的“6平方米”

　　在6平方米的房間里，陳景潤完成了世界級攀登。

　　1957年，經華羅庚力薦，陳景潤踏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一間6平方米的宿舍，從此成了陳景潤的居所，也成了他向“哥德巴赫猜想”這座數學險峰發起沖鋒的“前線指揮部”。

　　生活被壓縮到極致，幾乎只剩下數學。食堂里，陳景潤總是最后一個出現，買幾個饅頭或窩頭，一點咸菜，匆匆果腹便回到他的6平方米。嚴重的結核病讓他時常咳嗽，面色蒼白，但一旦埋首于稿紙，他便仿佛擁有了無窮的精力。

　　正是靠著這種近乎偏執的堅韌，在極端困苦中，陳景潤用了整整7年，對1966年的證明進行了極為艱苦、細致到毫厘的簡化與完善。1973年，修改后凝練到18頁的論文在《中國科學》正式發表。這篇凝聚其畢生心血的論文，被國際數學界命名為“陳氏定理”。

　　在深入整理父親生平往事的過程中，陳由偉不斷地被震撼，不斷地刷新著對父親的認知。

　　社會上傳得神乎其神的“撞樹”故事，陳由偉專門向父親的老友、院士林群先生求證過。而一些他從未聽家人提起的驚心動魄的往事，卻從父親的老同事、老領導口中娓娓道來，逐漸拼湊出一個與他日常記憶里溫和的父親截然不同的“鋼鐵硬漢”形象。

　　——特殊年代里，有人威逼利誘陳景潤寫誣陷恩師華羅庚的“黑材料”，陳景潤沉默以對，堅決不寫一個字，無論在何種壓力下，始終堅持一句“華先生是我的老師”，以此捍衛深厚的師生情誼。

　　——動蕩結束后，當年曾參與批斗陳景潤，甚至動手暴打陳景潤的人，滿臉堆笑地找上門來，請他為自己出國深造寫推薦信。他竟然也寫了。知情人得知后，氣得渾身發抖，找到陳由偉的母親說：“陳教授給誰寫都不能給這個人寫！他當年差點把陳教授打死！”陳景潤知道后，只是平靜地說：“那個年代，一切都過去了。如果他能因此出國，學成回來報效國家，也是好事。”

　　——組織上動員大家，舉報當年迫害過自己的人。陳景潤搖搖頭，只說：“不記得了。”

　　這些塵封的往事，讓陳由偉久久無言。“大家一提到陳景潤先生，都是由衷敬佩，這么多年來，我從未在任何場合聽人說過陳先生一個‘不’字。”一位北大的教授曾如此感慨。

　　如今，在陳景潤科學基金會的辦公室里，最醒目的位置懸掛著陳景潤那句廣為流傳、也是他一生寫照的話：“攀登科學高峰，就像登山運動員攀登珠穆朗瑪峰一樣，會遇到無數的艱難險阻，懦夫和懶漢是不可能享受到勝利的喜悅和幸福的。”陳由偉和他的團隊，正在踐行著另一種形式的“攀登”與“堅持”。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什么才是生命的支點？陳景潤科學基金會發起“尋找每個人心中的6平方米”活動。他們復原了那間6平方米宿舍的環境，引導人們思考：在我們的生命中，那個可以安放純粹熱愛、抵御外界喧囂的“6平方米”在哪里？

　　陳由偉說：“或許不是數學，可能是音樂、繪畫、文學，或任何讓你愿意為之付出全部熱情的領域。”那是精神的巢穴，是夢想的出發地，是讓平凡生命得以對抗虛無、創造價值的支點。

　　數學之美，等待被看見

　　不久前，“3×8”還是“8×3”的問題在網絡上引起爭論，以及奧數教育被異化為“解題套路”培訓、與升學利益緊密捆綁的現象，陳由偉對此顯得憂慮而清醒。

　　他認為，比題目答案對錯更重要的，是能否回歸數學教育的本質。“好的數學普及教育與異化的奧數培訓，最根本的區別在于究竟是真正地訓練思維、培養探究精神，還是僅僅機械地訓練解題套路，追求捷徑。”

　　陳由偉引用當代著名數學家張益唐教授在紀念他父親誕辰90周年演講中的話：“數學家很多的突破，看似是靈光一現的神來之筆，但其背后，是無數個日日夜夜，在黑暗中不斷嘗試、反復思考所積累的必然結果。”單純關注解題技巧或投機取巧，無異于買櫝還珠，完全背離了數學學習的本質與初心。

　　陳景潤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顆最飽滿、最有生命力的“種子”。1948年那堂數學課上偶然飄來的關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星火，點燃了他全部的好奇與激情，最終引領他奉獻出整個生命。

　　陳由偉和基金會的同事們，正致力于在更多孩子，尤其是那些資源匱乏地區的孩子們心中，種下類似的種子。“我們有時候會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跟孩子們說，也許未來那個最終解決哥德巴赫猜想‘1+1’難題的人，今天就在我們中間，正坐在這個教室里，眼睛里閃著和我們當年一樣的光。”

　　采訪臨近結束，陳由偉望向窗外漸沉的夜色，提到夜空中一顆特殊的星。國際編號為7681號的小行星，名叫“陳景潤星”。這是一個四位數，巧的是，它恰好是一個素數。

　　陳景潤窮盡一生，與這些只能被1和自身整除的、既孤獨又完美的素數打交道。而那顆星，此刻正運行在浩瀚宇宙的某處，超越時間與塵世，默默地、永恒地閃爍著微光。它凝視著一位數學家未竟的數學強國夢，也凝視著新一代“扶梯人”，如何用另一種更廣闊、更堅韌的方式，將那份對“數字之美”的純粹、驚嘆與熱愛，手把手地傳遞到更多稚嫩的手中，點亮更多渴望探索的眼睛。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周圍圍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5年12月03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