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城如何利用與保護？梁思成曾有一個觀點：若城市功能和人口在北京古城大量集中，將不利于北京的長遠發展和百姓的安居樂業，同時也破壞了北京城原有的完美布局。于是他主張，把北京的中軸線從故宮西移至三里河一帶，作為新的行政中心，充分體現了“新舊兩立，古今兼顧，平衡發展”的原則。

　　盡管這一主張最后沒有實現，但梁思成留下的思考與啟示，對當下的遺址保護依然有非凡的意義。如今，考古人員對規模宏大、價值重大、影響深遠的大型聚落、城址、宮室、陵寢墓葬等遺址、遺址群及文化景觀，賦予了一個專有名詞——大遺址。

　　11月28日下午，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教授、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原院長柴曉明做客2025名人大講堂，為“遺產保護”季收官。他為四川師范大學獅子山校區的師生帶來了《大遺址保護》主題講座，闡述了大遺址的“大”，在當今的復雜內涵。

　　大遺址僅是“面積大”？

　　規模大、內涵豐富、價值大

　　正式進入主題前，柴曉明回憶了他最初接觸到大遺址這個概念時的反應，也許和大家一樣，既然叫大遺址，當然是面積大。但隨著他的深入了解，大遺址的“大”相當復雜：不僅是面積大，也包括價值大、影響大，甚至在保護、展示、研究等各個領域的難度也很大。

　　“在國際交流時，如何對大遺址一詞進行翻譯，至今也沒有特別合適的對應詞語，最后只能直接用音譯，足見我國大遺址的獨特性。”柴曉明說。

　　實際上，大遺址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或法律概念，它的含義是反映中國古代歷史各個發展階段，涉及政治、宗教、軍事、科技、工業、農業、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的歷史文化信息，具有規模宏大、價值重大、影響深遠特點的大型聚落、城址、宮室、陵寢墓葬等遺址、遺址群及文化景觀。

　　我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不可移動文物眾多，且近半數文物古跡都可納入遺址范疇。它們分布在全國每一個省份。尤其在陜西和四川，遺址類不可移動文物有3萬處以上。可見遺址總體數量大，分布范圍廣。

　　柴曉明提到，目前我國進行重點保護的大遺址約有150處，總規劃面積達到了17000平方公里。例如長城、大運河這類遺址，面積都超過了1000平方公里，的確符合大家對單體規模大的直觀印象。同時，在大遺址內，往往有能反映當時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生活、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情況的遺存，也體現出大遺址的構成多樣、內涵豐富。還有一些大遺址，延續時間長，類型復雜，蘊含歷史信息豐富，研究價值大。

　　通過對遺址的研究，可以使大家更深刻地從細節上了解、認識自己的歷史。柴曉明提到，他曾實地參觀過位于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的鄴城遺址，若非親眼所見，難以置信魏晉時期的城市建設技術竟已如此發達。“比如當時的下水道，內部高度竟有兩三米，我們開玩笑說，可以在里面開卡車了。”柴曉明感嘆道，遺址類是中國不可移動文物中數量最多的，也是反映中國17世紀中葉以前歷史的主要實物例證，是中國古代文明信息的主要載體，具有很高的歷史、科學、研究和應用價值，也是當今中國文物保護工作的主要對象之一。

　　為保護遺址搬走居民？

　　問題復雜、各方訴求差別大、協調難度大

　　既然遺址如此重要，能不能一股腦地讓居民、工廠都遷走，完完全全把遺址保護起來？柴曉明在講座第二階段，提到了一些具體的困難。他講述了一次真實的經歷：“有一次，一位在遺址區域生活的老鄉問我，文物屬于全國人民甚至屬于全人類，價值重大，這些我都懂，但是為啥讓我守著它們受窮？而別的地方可建工廠、挖魚塘賺錢？”

　　這些關乎民生生活的具體案例，讓柴曉明意識到，這里面關系到各地政府、工廠企業、居民個人不同層面的不同利益及訴求，具體實施起來，是一項很容易產生矛盾的工作。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解決。

　　柴曉明提到，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眾多人口和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需求與土地資源短缺的矛盾非常突出，也決定了數量眾多、面積大且地域分布廣泛的大遺址作為國土資源，面臨著比其他類型文物保護更多來自土地的壓力與挑戰。他例舉了大遺址所處區域的數據，位于城鎮建成區的大遺址占比14%，位于城郊或城鄉接合部占比則高達66%。

　　回到開篇梁思成關于北京城的建議，面臨著相似的困難。“我們做文物保護的當然都舉雙手贊成，但落到每一個在這片土地生活生產的個人身上，如何切實地協調解決當地居民生活、企業工作就成了大難題。”柴曉明說。

　　大遺址該如何展示？

　　難度大、技術高

　　“你們去三星堆，能記住的應該都是青銅文物，有多少人能記住遺址區域？”柴曉明向現場觀眾拋出了問題。他風趣地說，自己做了一輩子考古，去到有些遺址，他也看不懂，因為看不懂，就記不住，以后就越來越不想去看。

　　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問題？因為遺址的保護和展示難度非常大。中國大遺址文物遺存以土質為主，自身脆弱。特別是考古發掘后露天展示的遺跡，龜裂、坍塌，菌類苔蘚及其他植物滋生導致文物受損非常常見，現場良好保護展示土質文物基本不可能。

　　“大多時候我們看到的遺址區域，就是土包包，對于觀賞展示來說，比較無聊。那要不要在遺址上復原新建呢？”柴曉明以位于陜西省西安市的漢長安城未央宮前殿遺址為例，向觀眾提出了問題。他解釋道，如果有人建議復建未央宮，那肯定會有人提出反對：“你怎么知道新建的能展示未央宮的價值？若有錯誤，就是對公眾的誤導。”

　　柴曉明認為，關于何為原真性保護、如何保護，還有更多理念上的討論空間。“有時候理論做好了，技術問題就很好解決，有時候理念比技術更重要。”

　　同時，當下的遺址保護工作依然會有資金、人力短缺的問題。柴曉明呼吁，社會各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關注、加入到文物保護工作中。“有人問我，做文物保護工作需要什么專業？我覺得，什么專業都需要。”歷史考古自不必說，其他諸如材料學、化學、物理學、生物學，甚至是哲學、新聞學等。道理很簡單，文物是歷史上各行各業的遺存，對其認知、保護、展示需要各個專業的知識。

　　誠然，得益于國家和社會的重視和保護，大遺址保護行動取得了顯著成效，一批面臨毀滅的大遺址得以生存下來，大遺址整體生存環境得到了改善，部分大遺址保護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并向社會提供文化、旅游服務。大遺址創造了較好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文物保護隊伍得到加強，能力得到了提升。

　　“多年前我去一個遺址博物館參觀，除了工作人員，就只有我一個人。今天我們能看見，許多博物館、遺址公園人很多，甚至有些成為了‘網紅’打卡旅游地。”柴曉明欣慰地說。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徐語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