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羅馬社會，女孩獲得合法身份始于父權的確認。依照傳統，新生兒降生后會被置于地上，只有父親將嬰兒抱起，才意味著她被正式接納為家庭的合法成員。這一動作不僅象征著嬰兒自此受父權管轄，也代表了家庭對她作出撫養的承諾。然而，并非所有女嬰都能獲得家庭的接納，父親擁有決定是否撫養新生兒的絕對權力。

　　羅馬人對“童年”的理解，建立在一套由法律規范、社會傳統和家庭期望共同塑造的人生階段劃分體系之上。在羅馬法中，從出生到七歲之間的階段被劃定為“幼兒期”，此階段的嬰幼兒在法律上無責任能力，不必對損害行為負責；七歲之后進入“孩童期”，法律認為其具備一定的辨識能力，須為特定行為承擔責任。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女孩的童年比男孩更短暫。羅馬法律規定，女孩的最低結婚年齡為12歲，男孩為14歲。考古發現的墓葬銘文顯示，不少貴族女孩在12至14歲之間便已完婚。男孩通常在13至18歲之間舉行成人禮，此后正式參與公共政治生活；女孩的“成年禮”則是她的婚禮。結婚以后，女孩的人生重心從父親的家庭轉至丈夫的家庭，身份從女兒轉變為妻子與母親。這種生命軌跡的差異決定了羅馬男孩和女孩在童年時期被賦予的期許截然不同，男孩以成長為能夠承擔公共責任、服務國家的合格公民為目標，女孩則要學習作為妻子與母親所需的技能與德行。

　　羅馬女孩的成長由家中多位撫養者共同負責。在這些撫養者中，母親的作用最為關鍵。她肩負著塑造女兒品行的重要責任，通過言傳身教，將社會對理想女性的期許傳遞給女兒。一位合格的羅馬母親需向女兒傳授家政管理的知識，培養女兒端莊、虔誠、寡言等受社會推崇的女性美德。在上層家庭中，母親多扮演監督與引導的角色，日常的養育照護常由家中奴隸或被釋女奴承擔。奶媽一職尤為重要。她不僅為女嬰提供乳汁，更是其早期成長階段最親密的陪伴者和語言啟蒙者。公元2世紀的醫學家索拉努斯建議謹慎選擇奶媽，不僅要看其乳汁質量，還要考察其品格和談吐，因為羅馬人相信孩子會通過乳汁吸收奶媽的品性與德行。

　　富裕家庭還會指派專門的家庭教仆負責孩子的日常教導。他們需要確保孩子的言行舉止得體，包括步態、坐姿、著裝和餐桌禮儀等。對于女孩而言，教仆還需承擔監督與保護之責，防止她們與外人不當接觸，以維護其貞潔聲譽。父親在養育女兒的過程中看似缺席，實則是決定女兒人生的最高權威——他不僅決定著對女兒的養育和教育投入，更掌控著其最終的婚姻歸宿。父親的期許是塑造女兒未來的無形力量。

　　受羅馬社會性別結構的影響，女孩的成長路徑被嚴格地導向婚姻與家庭。教育作為其中一環，本質上是通過知識、德行與行為規范的訓練，使女孩在生命的早期階段便開始為成為合格的妻子和母親做準備。

　　家庭是大多數女孩接受教育的主要場所。羅馬女孩，尤其是精英階層的女孩，出于對貞潔名譽的保護，通常不參加正式的學校教育，而是在家中接受私人教導。她們通常需要接受基礎的讀寫與算術教育，以便未來能擔負起管理奴隸、記錄賬目等家政職責。權貴家庭的女孩還會接受更高層次的文學教育。龐培的女兒龐培婭便在家中由家庭教師指導念誦《荷馬史詩》。詩人馬提亞爾認為，史詩和悲劇詩歌是培養女孩得體行為的有益文學體裁。小普林尼盛贊妻子卡爾普尼婭，稱其不僅兼具聰慧、節儉與純潔的品性，還時常研讀他的作品直至背誦，甚至為他的詩作譜曲吟唱，反映出理想貴族女性所具有的文化修養。此類教育使貴族婦女能夠更好地維護家族榮譽，擔負起教育子女的重任，但其目的并非培養女性的獨立人格與思辨能力。

　　羅馬女孩的技能訓練往往還承載著道德內涵。例如，紡織羊毛不僅是一項重要的家務技能，也是羅馬女性貞潔、勤勉的象征。李維筆下的盧克雷提婭是羅馬社會推崇的理想女性典范——當國王的兒子與其他貴族青年從軍營返回羅馬，想要檢驗各自妻子的德行時，發現其他貴族女性正在宴會上尋歡作樂，唯有盧克雷提婭深夜仍在燈下紡織羊毛。據古羅馬史家蘇維托尼烏斯記載，奧古斯都要求女兒尤利婭和孫女們學習紡紗織布，他本人常穿的衣物也多由其姐姐、妻子、女兒和孫女親手縫制，以此為全體羅馬婦女樹立榜樣。可見，紡織與女性美德緊密聯系在一起。

　　除了對女童的直接教導外，羅馬家庭與社會還將性別角色意識嵌入日常生活中，以實現教化之效。考古發現大量專為女孩制作的玩偶，多由象牙、獸骨、木頭和陶土制成。這些玩偶往往有著成年女性的體態和時下流行的復雜發式，部分制作精良的玩偶甚至四肢關節皆可活動。女孩們通過為玩偶梳妝、更衣、布置居所等游戲，模仿和演練未來作為家庭女主人的角色。這些玩偶既是女孩童年時期的伙伴，也是她們預演成年角色的工具，作為物質媒介傳遞了社會對女性的期許。少女克雷佩雷婭·特里費娜未婚而亡，她的墓中不僅有制作精美的象牙玩偶，還有黃金首飾、象牙梳、小銀鏡、紡錘和紡桿等隨葬品，象征著她未能實現的成年女性身份。在出嫁前夕，女孩會將自己的玩偶和童年衣物供奉在家宅守護神拉瑞斯或維納斯等女神的祭壇前。這一儀式象征著對童年的正式告別，宣告女孩已準備好承擔起婚姻與家庭的責任。

　　成年還意味著服飾的變化。童年時期，自由民出身的女孩與男孩一樣穿著帶有紫色鑲邊的托加。男孩成年時，會換上象征公民身份的白色托加，標志著他從此正式進入公共政治生活。女孩在婚禮前夕會脫下童年的托加，并將其獻給神靈。婚后換上已婚婦女的專屬服飾斯托拉，象征已婚身份和端莊德行，服飾轉變與婚姻狀態緊密相連。

　　需要指出的是，羅馬人的“童年”概念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相較于出身精英階層的女孩，絕大多數貧民以及奴隸階層的女孩早早便需承擔勞動。貧窮家庭的自由民女孩或許能獲得最基礎的讀寫知識，但其童年更多被勞動占據。而對于奴隸出身的女孩而言，“童年”在法律與社會意義上幾乎不存在。她們從降生起便被視為主人的財產，一旦具備基本勞動能力，便會被投入到各種勞動中。她們不僅要承受超負荷的勞動，更時刻面臨被轉賣、與家人分離的風險等。由此可見，“童年”并非普遍的生命階段，只有出身自由民家庭，尤其是精英階層的女孩，才真正擁有被保護、受教育的童年。

　　古羅馬女孩的童年，是一個被家庭權力、社會期許與階層現實共同塑造的、高度目的化的生命階段。從父權下的身份確認，到以婚姻為導向的教育，再到通過玩偶和服飾滲透的性別角色內化，女孩的人生軌跡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于家庭領域。這一過程背后折射出古羅馬社會在維系性別秩序、等級結構與家國關系等方面的深層邏輯。

　　首先，對女孩童年的性別規訓將不平等的性別關系植入女孩生命的早期階段。通過不斷重復的日常行為實踐，女孩將社會賦予的性別角色內化為自我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這種規訓還以美德之名賦予被規訓者道德認同感與個體價值感，使性別限制更易被接受，從而進一步穩固既有的性別權力關系。

　　其次，女孩的童年教育服務于羅馬社會的等級秩序。在父權制社會中，女孩接受教育的價值往往通過婚姻與母職體現。精英家庭對女孩的培養不以個體發展為目的，而是借助她們維系家族聲望與社會地位。精英階層的女孩通過習得特定的文化知識與行為規范，與底層女童形成明顯區隔；她們日后作為母親對子女的教育，又確保了階層邊界在下一代中得以延續。

　　最后，羅馬社會將家庭視為國家的基石，這一觀念使女性成為維系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國家通過強化父親在家庭中的權威，將社會治理的部分職責轉移至家庭。女性在其中既是被監護的對象，也是協助管理家庭事務的助手，對女孩的培養正是為了使其能夠勝任這一角色。女性通過承擔起維持家庭秩序、傳承道德風尚和養育合格后代的重任，為羅馬國家的穩定提供保障。

　　由此觀之，古羅馬女孩的童年世界不僅展現了性別對兒童成長的深遠影響，也為我們理解古代社會的性別規訓模式、階層代際延續機制與國家治理邏輯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童年并非自然或普遍存在的生命階段，而是由特定的社會結構、文化觀念與權力關系共同構建的產物；它既被親情與照料所溫暖，又被各種期許和規訓所包圍。在當代社會，警惕教育實踐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尊重兒童權利與個體價值，也仍是需要持續關注的重要議題。

　　(作者：溫珊珊，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