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觀潮】

　　 站在世界電影誕生130周年的歷史坐標上，回望已走過120年歷程的中國電影，仿佛拉開一個穿越歲月滄桑的悠長鏡頭。中國電影始終緊隨藝術演進與技術進步的步伐，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從膠片到數字，根植于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土壤，在百年歷史風云的激蕩中，伴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征程，逐漸形成了清晰可辨的審美傳統，積累了獨特而豐富的表達資源。而今，從傳統審美走向當代表達，中國電影已在國際視野與本土實踐的雙向互動中，完成了民族美學的現代轉化。這一轉化并非簡單的風格延續，而是在跨文化對話中實現的審美體系升級。可以說，中國電影始終與世界同行，并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態，參與構建全球電影的未來。

　　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中根深葉茂

　　無論是理念借鑒還是文化交流，中國電影始終以開放姿態面對世界。蘇聯蒙太奇學派的剪輯理念、美國好萊塢的戲劇化敘事法則、法國新浪潮的影像實驗，都影響過中國電影人的創作思維。但這種影響從未導致簡單的模仿或復制。相反，中國電影人在吸收外來養分的過程中，始終保持文化自覺，將民族美學探索與主體建構作為創作核心命題，將先進國際經驗融入本土文化基因，構建起兼具民族特色與現代意識的電影藝術體系。

　　這一特質早在1905年《定軍山》問世時便已奠定。其意義在于確立本土化的原初樣式，即借助當時最先進的影像技術，記錄呈現傳統戲曲藝術。這一選擇本身即是一種文化意識，宣告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將作為核心基因，深度融入電影這一新興藝術的肌體中。一代代電影人不斷將初始的文化自覺，內化為中國電影獨特的精神氣韻與審美品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銀幕上獲得鮮活生命力。

　　在內容選擇上，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成為電影取之不盡的創作源泉。豐滿的人物與生動的故事，不斷從歷史舞臺走上銀幕；瑰麗動人的神話傳說，從口耳相傳到影像改編，為老百姓喜聞樂見；家喻戶曉的文學名著，無論是其中的英雄豪杰還是仁人志士，都是導演們的心頭好。在光影流轉間，電影人努力實現傳統與當下的對話，完成從素材汲取到美學建構的升華。以《西游記》IP為例，早期作品大多截取原著中的部分情節呈現，停留在將故事影像化的淺表層次。20世紀60年代的《大鬧天宮》凸顯孫悟空不屈不撓的精神，推動改編進入塑造民族精神符號的新階段。90年代的《大話西游》以后現代手法解構唐僧的師徒關系與孫悟空的情感世界，使古典神話成為探討現代人自我認同、存在價值的載體。2015年的《西游記之大圣歸來》用三維動畫技術讓美猴王“立體”歸來，并強調其從叛逆個體到責任擔當的精神升華，標志著國產動畫在技術、敘事和市場影響力上的突破 。今年的《浪浪山小妖怪》在3D動畫成主流的產業背景下，回歸2D動畫的樸素傳統。之所以選擇2D，是樸拙靈動的二維筆觸更適合其聚焦平凡小妖、展現溫情日常的質樸故事內核。縱觀《西游記》的影像文本旅行，從借用故事素材到重塑故事形態，從注入當代理念到確立美學風格，一條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民族化敘事發展線索清晰可見。

　　在形式表達上，重意象塑造與意境傳達的中國風影像特征成為中國電影的典型標識。在電影人的鏡頭中，山川自然、草木生靈、四季時序常常被賦予情感與人格，不僅在銀幕上構筑起意蘊豐富的詩意世界，更在銀幕之外持續喚起并鞏固著基于民族審美心理的集體共鳴與深層意會。這套獨特的美學體系贏得了世界的認可與贊譽。1934年的《漁光曲》將海浪輕涌的視覺意象與民謠低吟的聽覺意境結合，詮釋漁民生活的艱辛與那個時代的悲情。影片在莫斯科電影節上獲獎，成為中國電影贏得世界認可的開端。這一注重意象與意境的美學體系在動畫領域展現得更為淋漓盡致。1960年的《小蝌蚪找媽媽》在世界動畫史上首開水墨動畫先河，將中國畫的寫意精神融入動態影像。其與后來的《牧笛》等杰作共同構建起享譽世界的“中國動畫學派”。該學派以獨特的民族風格獲得國際動畫界的高度認可，對世界很多國家的動畫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中國電影贏得世界贊譽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在由中國電影孕育的諸多類型中，功夫片無疑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獨特貢獻。從20世紀20年代的《火燒紅蓮寺》以劍光斗法、隱形遁跡、空中飛行等奇觀滿足觀眾獵奇心理，到20世紀80年代風靡全國的《少林寺》跳出打斗場景的單純呈現，轉而彰顯中華武術形神兼備的美學特征，再到21世紀初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臥虎藏龍》以竹林笛韻探討人性情感的深沉境界，功夫片的表層是獨具魅力的中國功夫，而里層則是超越文化藩籬的東方神韻。這一由表及里的演進過程，既是功夫片自己的發展歷程，也是中國功夫片走向世界的真實路徑。好萊塢對“李小龍”系列、“花木蘭”系列、“功夫熊貓”系列電影的持續投入，也建立在這種對中國功夫片的跨文化認同心理機制上。

　　在現實主義創作理念的燭照下賡續前行

　　電影自誕生之初，便因其影像與生俱來的記錄性，與人類的現實生活緊密相連。安德烈·巴贊等學者在理論層面進一步確立了電影的紀實本質，將鏡頭錨定于具象的人間。現實主義在中國，則呈現出更為豐富而深刻的樣態。中國電影的特殊性在于，它既與20世紀前半葉國家與民族歷經磨難、飽受欺凌的戰亂歲月同行，也見證了新中國成立后一個偉大民族重新走向繁榮富強的艱辛歷程。在不同歷史階段，中國電影人所面對的現實情境波瀾壯闊而又切身切膚，既是時代的鏡像，也是必須回應的命題。正因如此，承繼“文以載道”的文人傳統，中國電影中激蕩著救亡的憂思、家國的信念與振興的理想，使其現實主義創作不止于摹寫現實，更肩負著觀照時代、回應人民的使命。

　　所以，中國電影人對現實有著強烈的使命擔當。尤其是在戰亂頻仍的時代，很多優秀影片都表現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主義精神。以抗戰電影為例，直面血與火的戰爭，為民族的涅槃重生疾呼，是中國電影人不屈的在場姿態。掙扎的，艱苦的，悲壯的，無畏的，黑白膠片上刻滿歷史的烽煙。九一八事變后，《壯志凌云》《桃李劫》《青年進行曲》等影片，在全國民眾中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熱潮。《風云兒女》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更是成為中華民族覺醒和奮進的號角。全面抗戰爆發后，《延安與八路軍》《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保衛我們的土地》等影片，不斷向國內外民眾講述著中國的英勇抗戰故事。在“文藝抗戰”圖景里，年輕的中國電影成為最有感染力的藝術形式之一。在世界電影史的長廊中，它們也是銘刻一個民族苦難與覺醒、見證勇氣與信仰的獨特影像記憶。

　　中國電影人也有著與時代同行的記錄意識。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以鏡頭為筆、書寫火熱生動的現實生活，始終是中國電影創作的主旋律。新中國成立后，不再受戰火干擾的電影事業得以更豐富地反映這個時代。這里有現實的“點”，日常生活中的新鮮氣息總能被鏡頭敏銳捕捉。《李雙雙》《五朵金花》等影片表現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們在不同生活場域中嶄新的精神面貌。這里有發展的“線”，同類題材的影片敘述連綴起來可以映射出時代前行的姿態。從《上甘嶺》《英雄兒女》到《戰狼Ⅱ》《紅海行動》，耳畔依舊回響著《我的祖國》《英雄贊歌》的悠揚旋律，眼前呈現的已是中國軍隊從英勇頑強的精神傳承，邁向現代化強軍的實力彰顯。這里有時代的“面”，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中國電影的創作面向無限廣闊。《守島人》《中國合伙人》《奪冠》等表現不同戰線上人們的奮斗；《萬里歸途》《湄公河行動》等表現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人生大事》《好東西》等作品表達百姓的日常情感；《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等講述個人命運與國家發展的緊密關系。點、線、面結合，多姿多彩的現實圖景在不同的優秀影片中鋪展延綿，成為時代的影像志。在對外傳播和交流中，這些影片也以生動可感的中國故事展現著日新月異的中國形象。

　　而今，科技的進步不斷改變電影生產的邏輯與流程，也改變著世界電影產業的格局。在這場席卷全球的影像科技革命中，中國電影走在發展前沿。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趨勢是，在技術驅動電影工業化升級的浪潮中，中國商業大片實現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跨越。曾經，中國觀眾在影院中驚嘆海外巨制的視聽奇觀；如今，承載中國文化與美學意蘊的國產大片正走向世界，呈現出精彩紛呈的銀幕新景。無論是《長津湖》《長津湖之水門橋》及“志愿軍”三部曲等軍事題材大片，《流浪地球》《流浪地球2》等科幻題材大片，還是《哪吒之魔童鬧海》《長安三萬里》等動畫題材大片，這些作品展現的銀幕奇觀，正是銀幕之外中國電影工業實力與文化自信的生動體現。今日的中國電影，已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閃亮名片，促進中外文明互鑒的友好使者。

　　當前，全球電影產業面臨一系列深刻變革，比如視覺性生產邏輯對文學性生產邏輯的擠壓，移動互聯網生態對院線傳統的沖擊，以及人工智能技術對傳統電影生產秩序帶來的挑戰。在此背景下，如何堅守文化本位、擁抱技術革新，進而拍好中國故事，使其在國際舞臺綻放獨特魅力，正是中國電影未來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光明日報 作者：劉永昶，系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