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14日電 題：屯墾為何成為中央治理西域的千年良策？

　　作者 張帥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新疆，古稱“西域”。自西漢確立聯合西域的大月氏、烏孫等部合擊匈奴的計劃之后，如何經營西域就成為一個國家層面的戰(zhàn)略問題。

　　漢武帝征和四年，大臣桑弘羊奏請在西域的輪臺、渠犁進行屯墾：“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谷。”由于武帝晚年憂慮耗費民力，并未采納。

　　繼任者漢昭帝認為，在西域屯墾可實現“糧食自足”，同時能起到保衛(wèi)邊疆的作用，“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杅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也”。

　　西域都護府設立后，西漢設戊己校尉一職，專司西域屯墾事務。東漢時，中央對西域“三通三絕”，每當重新控制西域后，都會延續(xù)屯墾的政策。

　　兩漢屯墾區(qū)主要沿絲綢之路展開，呈點狀和線狀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邊。在今輪臺、沙雅、若羌和羅布淖爾，考古人員發(fā)現了許多漢代屯墾的遺址及與屯墾有關的漢簡。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戰(zhàn)亂不斷，王朝政權更替頻繁，然而西域的屯墾活動并沒有中斷，大量戍卒和中原百姓進入西域，給當地帶來許多先進的農業(yè)生產技術。魏晉時，仍設西域長史負責樓蘭屯墾，戊己校尉負責高昌屯墾，由中原傳入的鐵制農具、牛耕、灌溉和復種技術在上述地區(qū)逐漸得到推廣。

　　唐朝西域屯墾以軍屯形式為主，勞動力來源是士兵及其家屬和流放的罪犯，最盛時有“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每屯有田數百頃不等，設屯官、屯副、屯兵等約500人。此外，許多駐軍規(guī)模較小的守捉、戍堡、烽燧也進行屯墾，屯墾點星羅棋布，源源不斷為當地提供物資。在巴里坤、焉耆、庫車、輪臺等地的唐代遺址中，發(fā)現不少能反映屯墾歷史的器物，如倉庫和地窖中貯存的麥、小米、高粱和胡麻，還發(fā)現了石碾、鐵斧、鐵犁等生產工具。

　　元朝時，西北諸王與中央之間進行了幾十年的戰(zhàn)爭，元世祖忽必烈為平定這些勢力，在西域設立屯墾區(qū)，不僅命令駐軍進行屯墾，還購買耕牛、農具、種子等分給當地百姓，資助其耕作。

　　清代在新疆進行屯墾最初也是基于政治和軍事目的，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后，清朝采取“以北治南”戰(zhàn)略，設伊犁將軍總理全疆軍政事務，于伊犁、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等地駐扎重兵，早期屯墾區(qū)就位于這些地區(qū)。可見，清代并未沿用漢唐經營西域的“重南輕北”屯墾戰(zhàn)略，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新疆“北牧南農”的生產結構，伊犁河谷田連阡陌，儼然一片塞外江南景象。清代新疆屯墾形式多樣，參與民族眾多，包括兵屯、民屯、回屯、旗屯和犯屯，兼顧了軍事防衛(wèi)和經濟發(fā)展的需要。屯墾時間超過一百年，屯墾區(qū)遍布天山南北，開墾土地數百萬畝，為清朝對新疆持續(xù)穩(wěn)定的管治提供了堅實基礎。

　　為何歷代中央政權在經營西域時，都會選擇將屯墾作為重要手段？歸納起來，主要有三點原因：

　　第一，保障駐軍糧食供應。為了維持對于西域的穩(wěn)定管治，中央常會在當地派駐重兵，唐代安西與北庭兩大都護府下轄官兵44000余名，清代新疆駐軍也有三四萬人，如僅依靠當地原有的稅收和田賦，根本無法滿足如此大規(guī)模的糧食需求。如選擇從其他地區(qū)運輸，成本太高，難以持續(xù)，在西域就地進行屯墾就成為一種最優(yōu)解，清代謂之“籌邊之策，將使兵食兼足，舍屯政無由”。

　　第二，推動當地經濟發(fā)展。民屯是由國家招徠其他地區(qū)百姓在西域進行屯墾，此舉能起到促進當地經濟發(fā)展的作用。清代民屯是由國家招徠其他地區(qū)商人與農民進疆，由官府資助路費，分給土地，借貸生產工具，數年后再升科納稅，如此則官民兩便。由此“內地民人出關者歲以萬計，而入關者不過十之一二”。屯墾帶動了新疆農業(yè)、手工業(yè)、交通業(yè)、商業(yè)的發(fā)展，許多屯墾點日后發(fā)展成為商業(yè)繁榮、人口匯聚的城鎮(zhèn)。

　　第三，發(fā)揮維穩(wěn)戍邊作用。歷代西域屯墾主要是由國家進行組織與管理，屯墾官兵平時耕田勞作，修兵講武，巡查邊防、驛站、烽燧和維護社會治安，遇有戰(zhàn)事就出征打仗，成為保衛(wèi)邊疆，維護國家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完)

　　受訪者簡介：

　　張帥，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專門史專業(yè)，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新疆研究室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清代邊疆治理史，已發(fā)表清代邊疆問題研究相關論文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