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1日電 題：從千年唐蕃古道歷史看漢藏民族交融

　　——專訪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張安福

　　中新社記者 劉玥晴

　　起于長安(今陜西西安)、終于邏些(今西藏拉薩)的唐蕃古道，曾是大唐與吐蕃往來的通道，見證了和親、會盟、文化交流與民族交融的重要歷史。這條跨越今陜、甘、青、川、藏五省區的古道，全長約3000公里，至少有1300年歷史。

　　唐蕃古道緣何形成？為何被稱為聯通漢藏民族的“黃金橋”？又如何發揮連接南亞的通道作用？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張安福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連接青藏高原與中原地區的唐蕃古道因何形成？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演變？

　　張安福：唐代從長安通往吐蕃邏些的道路，被后世稱為“唐蕃古道”，是漢藏民族長期交往形成的一條道路，也是中國古代中原王朝與青藏高原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并南向延伸至南亞地區。

　　關于唐蕃古道的路線，學界一般以唐代鄯城(今青海西寧)為該條道路的中點，分為東西兩段。東段的道路從長安出發，沿渭水西行至鄯城；西段的道路從鄯城轉閣川驛(今西藏那曲)到邏些。

　　文成公主和親吐蕃后，漢藏關系不斷深化，唐蕃古道出現了“金玉綺繡，問遺往來，道路相望，歡好不絕”的興盛場景。此后，金城公主入藏和親、御史大夫崔琳出使吐蕃、大理寺卿劉元鼎率使團入蕃會盟等，皆經行此路，唐蕃古道獲得進一步維護和保障。

　　宋、元、明、清數代均大力發展中原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唐蕃古道不斷延伸拓展。古道上，貿易流通、宗教傳播、使臣往來頻繁，沿途廣設驛站、興修寺廟，包括西安的廣仁寺、甘南的拉卜楞寺、西寧的塔爾寺等。唐蕃古道始終將青藏高原與中原地區緊密相連。

　　但這條古道實際上并未止于拉薩。通過考古發現，唐蕃古道繼續向南延伸，通往今尼泊爾和印度地區，成為中國與南亞次大陸各地交流的通途。

　　中新社記者：唐蕃古道為何被稱為聯通漢藏民族的“黃金橋”？

　　張安福：唐蕃古道是漢藏民族友好的重要見證。據史料記載，吐蕃獻給唐朝的貢品中，大型金制品屢見不鮮，為迎娶文成公主，吐蕃“獻黃金五千兩”，此后又以“金二千兩，馬千匹”求娶金城公主，“黃金橋”的美稱最初由此而來。

　　自唐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吐蕃首次遣使入唐，至9世紀中葉吐蕃滅亡，唐蕃之間的政治聯系日益緊密，朝貢、會盟、和親、告喪等互動達200余次之多。

　　往來唐蕃古道的使者、僧侶、商隊等，也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持續推動漢藏互動交流和共同發展。例如，通過茶馬互市，中原的日用器具、農作物種子，以及養蠶繅絲織造技藝等傳入吐蕃，青藏高原的藥材、香料、馬匹、金銀器制作工藝等亦到達漢地，改善了彼此的生產生活方式。

　　中原文化也深刻影響了吐蕃的社會風俗。文成公主入藏后，大批工匠、樂師進入青藏高原，珍貴佛經、醫書和中原典籍亦相繼傳入，掀起了吐蕃貴族學習中原文化的熱潮。

　　對青藏高原影響最大的還是佛教傳播。文成公主入藏時帶去了佛像、佛經和僧人，吐蕃的貴族和平民逐漸接受佛教，藏傳佛教在此基礎上產生并發展。直至今天，文成公主還被奉為藏傳佛教中的“綠度母”。

　　唐蕃古道推動了漢藏交往交流交融，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中新社記者：唐蕃古道有“絲綢南路”之稱。它在歷史上促進了哪些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

　　張安福：唐蕃古道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歷史上，唐蕃古道促進了中國與南亞地區的交往交流交融。例如，現代印地語稱白糖為“cīnī”，意為“中國的”。《新唐書》記載，唐太宗曾遣使至摩揭陀(古代中印度王國)取熬糖之法，此后中國制糖技術進一步提高，將紫砂糖凈化為“色味愈西域遠甚”的白糖，又反向輸入南亞。

　　當前，隨著中國交通運輸的現代化發展，以及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持續推進，融入時代特征的唐蕃古道煥發新機。

　　唐蕃古道沿線分布有古城古堡、石窟壁畫、寺院建筑、摩崖造像、金石碑刻簡牘、墓葬等大量文物遺存，是中外學界、文旅界、考古界高度關注的瑰寶之地。近年來，隨著考古成果不斷涌現，海內外對青藏高原興趣漸濃，唐蕃古道沿線迎來“文旅熱”，在旅游觀光、研學考察等活動推動下，唐蕃古道更顯活力。

　　此外，“青藏中線”等入藏新通道的開辟，以及川藏鐵路等的陸續修建，不僅使雪域高原與其他省市的聯系更為密切，還進一步帶動了中國與尼泊爾、印度等地的互聯互通、文旅合作、經濟交往，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現實基礎。

　　如今，頻繁的人員往來與不同文化背景群體的交流，持續推動西藏地區可持續發展，唐蕃古道也將延續其歷史價值，成為文化匯集之地。

　　中新社記者：當前，國際上仍有一些割裂西藏與中原歷史聯系的聲音。作為歷史學者，您如何看待唐蕃古道沿線考古和歷史研究在回應這類質疑中的作用？

　　張安福：西藏自古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青藏高原有人類文明開始，這片土地便與中原有著密不可分的文化聯結。

　　新石器時代，在以西藏卡若文化為代表的區域文化中，出現了有肩石斧、磨制條形石斧、凹背直刀石等器物，它們與甘肅馬家窯遺址中大量出土的器物相似，兩者文化類型基本一致，而卡若遺址中出土的大量粟類遺存，更印證了該地區與黃河流域的廣泛交流。可見，早在史前時期，青藏高原就與中原地區實現了跨區域交流，為唐蕃古道的開通奠定了基礎。

　　此外，青海省湟源縣出土的晉唐時期的人物出行棺板畫，人戴冠帽、剪發垂項，或頭戴黑色裙帽，男子多身穿小袖交衽袍服與小口袴，女子多著裙襦，均體現了以唐蕃古道為路徑多民族物質文化交融的特征。

　　從出土文物到文獻記載，青藏高原上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乃至歷史上的戰爭與和解，始終與中原地區休戚與共。這片土地上的民族構成、文化形態、信仰體系與民俗傳統，皆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形成。西藏既保留著鮮明的區域民族特色，更深深鐫刻著中華民族的突出特性，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完)

　　受訪者簡介：

　　張安福，歷史學博士，上海大學絲綢之路文明互鑒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入選2012年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主要從事中國邊疆史、絲綢之路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