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約翰內斯堡1月5日電 題：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將為文明互鑒注入新動力

　　——專訪南非“哲理中非國際交流智庫”負責人、漢學家譚哲理

　　中新社記者 孫翔

　　2026年，中非將迎來開啟外交關系7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這一年也被確定為“中非人文交流年”。從反殖民斗爭的并肩作戰，到新時代共逐現代化夢想，中非關系進入歷史最好時期，中國與非洲所有建交國實現了戰略伙伴關系“全覆蓋”，中非命運共同體定位提升到“全天候”層級。

　　“中非關系的根基和血脈在人民，中非關系發展應該更多面向人民。”百年變局下，人文交流如何助力中非文明交流互鑒？中國式現代化為非洲提供了怎樣的治理啟示？南非“哲理中非國際交流智庫”負責人、漢學家譚哲理(Paul Zilungisele Tembe)近日就上述問題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2026年是中非開啟外交關系70周年。將這一特殊節點定為“中非人文交流年”，有何深層意義？

　　譚哲理：從歷史維度看，非中友誼植根于20世紀民族解放運動。如今，從坦贊鐵路到“一帶一路”合作，再到中非合作論壇(FOCAC)等平臺和機制，非中合作已進入科學化、成熟化階段。

　　然而，這種成熟更多體現在政治與經濟層面。如果缺乏深層的文化理解，這個“黃金時代”會比較脆弱；如果雙方不了解彼此的文明底色，就無法建立新時代的深層次互信。因此，人文交流至關重要。

　　2026年不僅是非中建交70周年的關口，更是加強人文交流的契機。人文交流年及其相關項目，能讓彼此在精神層面深度共鳴。只有互相的認識更深，合作時才更能形成共同目標。在地緣博弈與文明誤讀加劇的今天，人文交流就是維護非中關系長遠發展的“防護林”。

　　中新社記者：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復雜的國際背景下，中非人文交流如何助力全球南方的整體性崛起？

　　譚哲理：當今世界地緣沖突頻發，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抬頭，多邊體系面臨考驗。與此同時，全球南方整體性崛起成為最重要的結構性趨勢之一。非洲擁有巨大的增長潛力，而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何避免走西方現代化“以犧牲他者為代價”的老路，已成為全球南方的共同關切。

　　我認為，南中合作正成為整個非洲乃至全球南方的一種“典范”。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為全球南方提供了新的合作框架。特別是全球文明倡議，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堅持文明平等、互鑒、對話、包容，強調文明無論大小都有其獨特貢獻，這是對“西方中心論”的有力拆解。在這種平等文明觀的指引下，非中人文交流不再是邊緣話題，而正向世界中心移動。通過對話，我們正在共同塑造一種反對單邊主義、強化多邊體系的新敘事。

　　中新社記者：您一直主張發展道路應深植于本土文化。您如何看待中國式現代化與非洲現代化？

　　譚哲理：這是一個核心命題。西方的國情與中國不同，與非洲也不同。西方的現代化曾長期以犧牲全球南方為代價，這種邏輯絕不能被“復制粘貼”。長期以來，西方新自由主義被視為“終極價值”，這導致許多發展中國家因套用不適合自身的治理模式而落后。

　　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表現出極高的政治智慧：向西方學習部分制度工具，但拒絕照搬其價值體系。“中國特色”，本質上就是將中國的文化傳統、倫理規范，深度嵌入現代經濟模式之中。

　　這給非洲最大的啟示是：現代化必須被本土文化重新“包裝”。盡管中國的制度結構源于馬克思主義，但它成功實現了本土化，使之符合中國人民的需求與文化基因。這種“文化嵌入”的經驗證明，只有堅持“人民至上”、符合自身文化的道路，才是行得通的現代化。

　　中新社記者：具體到治理實踐，中國的哪些經驗最能引起非洲國家的共鳴？

　　譚哲理：我認為中國的鄉村振興經驗最具借鑒意義。非洲幅員遼闊，大多數人口仍居住在農村。然而，目前非洲許多地區的經濟空間仍沿用殖民時期的規劃，那些空間設計之初是為了資源掠奪，而非為了非洲人民的福祉。

　　如果將類似中國鄉村振興的路徑在非洲實施，將會創造全新的經濟空間和生產方式。我們已經看到了深圳的案例——從漁村到超級城市的轉型，這就是“新空間”創造的經濟奇跡。非洲必須在農村重新創造自己的經濟空間，打破殖民留下的地理桎梏。

　　此外，中國“以人為本”的政策導向，與南非所強調的“人民至上”理念高度契合。人文交流年將讓這些治理經驗走出學術殿堂，進入兩地民眾的視野，讓“共逐現代化夢想”的主題，通過一個個具體民生項目得到落實。(完)

　　受訪者簡介：

　　譚哲理(Paul Zilungisele Tembe)，南非“哲理中非國際交流智庫”負責人、漢學家，致力于跨文化與文明交流研究。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獲得斯瓦希里語研究碩士學位，在香港中文大學獲得中國研究博士學位。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斯泰倫博斯大學、羅德斯大學等多所學府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著有《超越身份的烏班圖》等多本著作，擔任《非洲—中國合作中的文化、身份與意識形態》一書的主編。他通曉包括英語、漢語、葡萄牙語、斯瓦希里語、瑞典語、祖魯語等多種語言。